我的回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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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　
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　
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　
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　
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　
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　
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　
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　
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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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　
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　
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　
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　
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　
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　
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　
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　
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　
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　
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　
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　
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　
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　
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　
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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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　
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　
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　
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　
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　
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　
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　
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　
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　
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　
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伧，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　
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　
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　
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许德珩接着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　
他。”我附和着说：“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　
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　
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　
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议：“我　
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　
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　
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　
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　
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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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洽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　
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　
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　
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　
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　
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　
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　
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　
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　
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　
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　
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　
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　
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　
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　
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　
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　
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　
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　
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　
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　
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　
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　
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　
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　
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　
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　
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　
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