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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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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并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用作批判性思维的工具。第二个目的是用浅近的文字创作一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学，使文学更加深入大众。陈独秀要抛弃“僵化和过分雕琢的”古典文学以发展一种“新鲜而真挚的”现实主义文学，抛弃那种“属于少数贵族的暖昧不清的文学”，创造一种“平实、简练、表现力强的大众文学”。这一运动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目的，即摧毁“孔教道德和道教迷信的擎生场”，解放个人。一种“抗议文学”很快出现。《 新青年》 在1918 年5 月号刊登了一篇短篇讽刺小说《 狂人「1 记》 。，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定人们要杀死并吃掉他。他打开一册历史书，见到“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但靠近了细看却发现“整页书上”的字里行间写满了两个字：“吃人！”这篇小说对旧社会的控告体现了作者鲁迅的典型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很快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就这样，到了1919 年，北京大学成了西方和中国古典传统汇集交融的场所。其他不少刊物的创办使《 新青年》 获得了更多切磋砒砺的同志。。在接踵而来的思想震荡中，当时盛行于欧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理论都在这里得到了表达，尽管其中不乏一知半解的转述。它们包括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等二依靠这些思想武器对旧社会的全面批判引导了两位主角的出场：这两位主角就是陈独秀所称道的“德；创：。 ' '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写道，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医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止的恶疾）此时，从思想仁和沟通方式上看，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一场知识阶层能量大释放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五四”运动
“五四”一词来源于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的小威游行活动，但通常它成为指代1917 至！921 年问（甚至这以后时期）整个思想界运动的专用语。关于这场运动的叙述，我们只是开了个头。“互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主导政治力量的出现。自日本于1914 年占领山东后向哀世凯政府提出21 条要求以来，爱国情绪
518 中国：传统与变迁
不断高涨。在一些人的努力下，中国于1917 年8 月加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这能使中国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会议的权利以反对日本的战时扩张。但是日本事先已经秘密照会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取得了它们对日本保留在山东权益的承认。同样，日本在1917 年11 月和美国签署的“兰辛一石井”协议中也默认了这一点。1918 年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世界欢庆民主战胜军国主义，但代表北京和广东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1919 年1 月和威尔逊总统本人同样惊讶地发现，后者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开放外交并不适用于东亚。后来有迹象表明1918 年连北京的军阀政府本身也签署了承认日本在山东地位的秘密协议。于是中国年轻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最终付之东流。中国公众震惊了。数百名海外华人、学生、商人、教育界人士、工会和政治组织向巴黎和会发去电报，表示抗议。正当学生们为北京军阀政府的秘密卖国行径而群情激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决定保留日本在山东权益的消息。5 月4 日，北京13 所高校的3 仪”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接下去的游行示威引发了暴力事件，学生们痛扫一了一名亲日派官僚并放火烧了另外一位内阁部长的私宅。
“五四”运动的历史影响在于此后学生们发动的政治舆论。北京学生组织了一个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学界联合会。他们的活动很快得到了来自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界和商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及安福系对立面军阀的支持。其他城市的学生仿效北京学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举行示威游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并以上街演讲的形式发动大众支持这一运动。他们也发动了教授、教师、作家和新闻记者这一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后者亦组成团体参与政治活动。5 月底6 月初学生在2 仪）多座城市里举行了罢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学生们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相信武力能解决事端的北京军阀政府在6 月初企图镇压这场运动二军阀政府逮捕了1150 名学生闹事者，把半个北大变成了一座监狱。作为反击，女学生加入了男学生的行列，继续上街游行。同情学生运动的上海商人在一场持续一周的爱国罢工活动中宣布罢市。上海4O 多家工厂中，工人以支持爱国运动的名义罢工。这场包括各主要阶层并形成群众运动的真正爱国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北京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三名亲日派“汉奸”官僚被革职，内阁宣布辞职，同时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引发的政治活动迎来了19 世纪20 年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个时代具有三项主要标志：一党专政的兴起、社会主义思潮的成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孕育了政治活动的学界激变仍然不断发展，传播媒介日益增多，西方思想得到更为热心的研究，旧的恶习受到更为有力的打击，新的价值观也更多地得到了讨论。这场运动在1919 年5 月4 日之后的一二年中基本上停止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故又称为“新文化运动”。作为它的宣传媒介，几百份白话刊物此时纷纷面世，尽管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报纸也同样鼓吹新思想，对一切价值取向重新进行审视。包括西方著作泽本在内的书籍出版也骤然增加了。，通过这些方式，由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发起的学界革命迅速地从北大扩展到了全国。不同目的的学会遍地开花。知名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往往由胡适担任口译。罗素也来华讲了一年学。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很广泛的影响。
对旧儒家等级制度的抨击否定了自古以来“三纲”的合理性。这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应的“忠、孝、节”三德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击。儒教的反对者抨击了儒教体制下父母的专横、包办婚姻和把成年人当作家庭附庸的现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时期争取妇女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媲美。尽管康有为还像1898 年一样积极鼓吹儒教，当时许多保守派人士试图将儒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却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儒家礼教常被遣责为压制个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和理沦受到唾弃：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胜利的主子在千万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扬威。
对孔教的抨击让人们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古代的传统。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对古史的真实性做了再评价。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领导了一项涵盖深广的“整理国故”活动，对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做披沙拣金的扬弃工作。他们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小说和有清一代的思想。这种对民族遗产的关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欧洲物质文明幻想的破灭而得到加强。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领域的破产。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到崇信物质至上，它已经萎缩、干枯，正在承受着一场由精神饥荒造成的疾病。这一系列的沦争使人们得以评估各种观点的优劣。宗教问题也在讨论之列，有人捍卫它，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1922 年世界青年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立派学生则在全国范［fi上内组织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学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战胜传统秩序，它渐渐失去统一的目标。这个阵营内部分化成厂两大派，一些人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演变，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投身政治行动、暴动和暴力革命。人们主要按照个人气质和出身背景给他们归了类。用实用主义方法重建中国文明是由胡适提出的；他反对多谈“主义”； 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无所不包的教条。相反，他提出应该把力量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要用细致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去分析问题。“无所谓彻底解放。解放指的是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赢得解放；它是一点一滴的解放。”这种看法对许多人而言不足以应付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感觉上也很难令人感到满意。胡适立足教育的长远规划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成效。这一规划只能产生向军阀政府要求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无能力实施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积极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来源于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理论，但在中国并无能够支持起真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类似理论传统。相反，在军阀肆虐的中国，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能“自私地”要求获得他应得的民权之前，首先必须帮助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也是新型爱国思想所要求的。大众关心的焦点一度是如何解放个人，但1920 年之后它又回到更为合乎国情的主题上，即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又一次夺走了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各种政治运动再度兴起，它们将发动个人并将个人及其文化生活纳入它的轨道。
五四事件已经表明，当学生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时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开始招募学生，作为他全面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政治行动对于性格活跃的陈独秀也颇有吸引力。正当此时，苏俄的榜样和方针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一样，很快感到已经找到了长期寻觅的行动纲领。
学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理论，而当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列强的秘密即在于“科学”二字。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依靠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演化的真义、阐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受欢迎的是一种乐观的信仰，即认为通过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削；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上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所有问题刚刚萌芽。不仅如此，列宁还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共产党这个纪律严明的精英组织将成为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殖民帝国主义解释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本来被认为适用于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至此还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小题目，而马列主义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苏俄成功夺取政权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救世主形象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沦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这其实是苏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最后，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
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本来就与日俱增，而这一理论在中国出现时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白热化，正需要一种组织方式来引导。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C 从此，正如列宁所说，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进而开展政治行动。一向关注中国农民解放问题的教授李大钊曾在《 新青年》 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庆贺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负责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会开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讨论（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李大钊助手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长沙后发起了类似的团体）。到1920 年年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全身心地接受了马列主义。陈独秀于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会，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当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均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
苏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它首先提出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苏情绪。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 年3 月）来华筹建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设立通讯联络处，出版刊物和设立各党小组，并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战后在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中有不少积极分子来自湖南。他们于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南开大学毕业的周恩来成了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最著名的一位。1921 年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使学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当胡适和陈独秀在合作四年后于1920 年初分道扬镰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选择。
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和主题都有待于人们用中文对它们进行再创造。许多努力刚刚开了一个头，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但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人们应当铲除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社会。作家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民众，拯救中国。那些以个人主义方式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国瘤疾为己任的鲁迅。最有影响的早期文学组织― 文学研究会，承担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小说月报》 杂志。他们提倡一种多样化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并且鼓励新进，其中包括几位女作家。与之竟争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起初他们投身于一种彻底反叛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主人公爱情生活和爱国情绪同时受到挫折，从而良心受到谴责，有负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谈到1924 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写道：“我现在能够把所有过去无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齐整；我已经找到了所有过去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一表述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并预示了视文学为艺术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者的厄运。由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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