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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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官地条例》，政府可因发展公共设施（如兴建地铁、进行填海工程、　扩大马路、修建公园）的需要，向承租人收回已批准的土地，但必须按现时地价作出　补偿。　　　　　　这种拍卖、投标的土地批租制度，其最大作用是配合自由市场经济，借助市场调　节的力量，使稀少的土地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和效益。通过批租制度，港　府完全可以控制土地供应量，从而维持拍卖价格的高水平，保证庞大的土地收益。它　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低税制提供稳固基础。但同时地价、楼价、租金的高涨却使各　行业成本提高，增加市民生活负担，影响香港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　　　　　　1954年12月20日，农历黄道吉日。　　　　　　这一天，香港商业巨子霍英东，甩出120万港元巨款，在繁华的铜锣湾　购置了一幢大厦。一个出身艇户的贫寒之士，一个命途多舛的冒险猛人，　从此步人人生最辉煌时期。　　　　　　他仍是一个商界猛人。　　　　　　　　　　　　　　　　　　　　　　　　　　　　　　　　　　　　　创售楼花　　　　　　霍英东购入大厦，即注册创办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立信”二字，　取自“立足于信誉”之意。　　　　　　霍英东看好香港的房地产业。香港是弹丸之地，40年代末人口急剧膨　胀到200多万，住房紧张；香港工业开始起步，工业用房奇缺。香港的地位　已趋稳，人们热衷于购置物业。房地产大有可为，拥有物业，不愁找不到　买主。然而，房地产投资浩大，朝鲜战争时运售战余物资积攒的所谓“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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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难以在房地产业大展拳脚，谈何“立信”？　　　　　　当时，房地产商与住户之间的交易，通常是现卖现买，这对买卖双方　都非常不易。作为买方，须一次性交清房款，动辄数十万元，不得拖欠，　亦不得赊帐，如买方手头资金一时较紧，买房计划就得泡汤。作为卖主，　须物业大功告成，持有现房才能收买主的钱，这样，在置地建房的整个过　程中，全得倚赖自筹资金运转，房地产商常陷入资金周转困难的窘境。并　且，房建好，市场发生变化，房卖不出去，还要照付银行利息，房地产商　只好跳楼了——风险实在太大。　　　　　　霍英东洞悉出过去的弊端，决计大胆革新，创立预售楼花、分期付款　的办法。所谓楼花，就是将尚未建筑的住宅、工商楼宇分层、分单元预售　出去。霍英东这一招，大受用户欢迎，开发的物业，在蓝图阶段就抢售一　空！　　　　　　那时一套住宅单元，约1万至2万港元。普罗大众收入低，要一次拿这　么多钱确实很困难。如果预购楼花，欲置1。2万港元的楼字单位，首期只要　交6000港元。而当时祖房住，顶手费（保证金）为房价的一半，也要拿出6000　港元。买主购得楼花，以后每月缴300港元，20个月后能得到一个单元的现　房。300港元的供房费，与房租费差不多，而租房者住到老，都还是寄人篱　下。两者对比，天壤之别！　　　　　　霍英东印了很多宣传小册子，既介绍他开发物业的地段、结构等详情，　更不遗余力地宣传楼花的种种优点。霍氏首创预售楼花以及小册子宣传，　这两者都成为以后地产界竞相效仿、极为流行的做法。　　　　　　卖楼花加速了霍英东有限资金的周转，实现了他的“花小钱办大事”　的构想。如开发一幢物业，建筑商估算建筑费为100万港元。霍英东先付10　％的首期——10万港元。霍氏对将建成的物业估价250万港元，预售楼花可　得首期125万港元，付建筑商的余款绰绰有余。物业建成，约两年收齐全部　款，除去一切费用（建筑费、贷款利息、行政费用等），大约可净赚100港　万元！　　　　　　霍英东开创卖楼花，加上银行界创立按揭制度，加速了物业销售，加　快了资金回笼，商界见猎心喜，纷纷涉足房地产。房地产热，又大大加速　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1995年暮春，拥有60余间公司的超级大富豪霍英东，在会见　《一代商　圣——霍英东传》一书作者冷夏时说：“人们谈到商人时，往往关注他的身　家，而忽视他在经商过程中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在香港，我当然算不上　最大的地产商，我也不太计较我有多少物业，从中赚过多少钱。最叫我欣　慰的，大概算我率先卖楼花，香港的地产业有现在这个样子，楼花是有一　份功劳的。现在内地搞房地产，楼花也大行其道。”　　　　　　冷夏说：“怪不得有人叫你为香港的楼花之父。”　　　　　　霍英东笑道：“这我不敢当，在我之前，政府向业主收税，就采取分层　分单位计算，另外也有人将物业拆骨预售。但是，将预售楼花制度化的是　我，大张旗鼓作宣传的是我，最早把楼花炒出名的也是我。我当时并没有　设想卖楼花会给香港带来什么影响，只是我手头很紧，便大胆妄想，楼还　没建就卖出去，用人家的钱为自己赚钱。”　　　　　　从当时的角度，霍氏确实是个鲨胆　（大胆）猛人。楼花一枝独秀，地　产蓬勃发展。1961年的银行挤提风潮，1965年的银行危机，地产曾一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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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但很快反弹，发展势头愈加迅猛。霍英东更是义无反顾，捭阖猛进。　然而，1967年的香港事件，却使霍氏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　　　　　　霍英东出身贫寒，朝鲜战争时，将战余物资卖给内地有关部门，与中　共人士多有接触，结下情谊。他致富后，不忘其苦出身，处处尽已所能维　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被人们称为“香港代表”。　　　　　　1967年的香港事件中，霍氏同情左派，观点与港府相左。右派对霍氏　非常不满，决定拿霍氏开刀。　　　　　　其时，位于九龙天星码头旺地、由霍英东兴建的星光行大厦落成。星　光行是霍氏的出租物业，未建成已租户盈门，霍氏尽悉租出，稳坐钓鱼船。　可待霍氏正式招租时，租户全部收到“忠告”电话，言称租用星光行的写　字间，电话开通将遥遥无期。电话公司是英资公司，在它背后是众多时势　赫赫的亲英人士，甚至包括港府的要员。电话不开通，生意就无法做，结　果，租户都吓跑了。　　　　　　星光行租不出去，霍英东忍痛割爱，低价卖给怡和洋行旗下的置地公　司。这时，一度陷于低潮的地产业复苏，租房者如云，置地在半年间将数　百间写字间全部租出。霍氏白白付出3000万港元损失的代价。　　　　　　　　　　　　　　　　　　　　　　　　　　　　　　　　　　　　　下海淘沙　　　　　　霍英东涉足淘沙业，始于50年代末。　　　　　　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霍氏的立信，本身　就是一问建筑地产公司，对建材的走俏，更是体会深切。也许是霍氏从小　在水上生活，他看中的行业是海底淘沙。　　　　　　香港没有大河平川，故无河沙资源。海滩有的是海沙，但政府实行保　护政策，不允许任意采掘，要留以做海滨浴场和景点。香港建筑用沙，一　部分是用船从境外运来，一部分是海底淘沙。　　　　　　业界视淘沙为畏途。那时普遍是手工操作，用特制的铲具，探到海床　取沙，既吃力，工效又慢。霍英东最初也是手工淘沙，海沙是廉价商品，　他不可能开高工钱。每逢运煤的侮轮抵港，工人都跑去卸煤，霍氏租的十　几条淘沙船就空在那里。不久，霍氏采取承包法，还是不见起色。　　　　　　友人劝霍氏唔掂（难以维系）就索性执笠（收摊），反正没投资几个钱。　谁知霍氏“发猛”，一下子抛出7000港元，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让友人　吓一跳。采用机械淘沙，工效大大提高，霍氏继而改进成机船淘沙，并去　欧洲订购现代化淘沙机船。　　　　　　霍英东很快就成为香港淘沙业巨擘。他稳执淘沙业之牛耳，其势无人　可与争锋。经营过一段时期，霍氏发现，亏损也是他最大。香港的劳务便　宜，手工淘沙效率低，成本也低。香港建筑市场看好，许多人用旧船从境　外运沙来港，迫使沙的价格高抬不起。在这种情况下，霍氏的高价沙只能　削价销售，造成持续赤字。　　　　　　　“我一生犯过两个重大错误，一个是去东沙岛打捞海人草，一个就是　海底淘沙，这两个都是跟海底掘宝有关。”霍英东在与冷夏的交谈中说道。　　　　　　那么，霍英东是否不再从事与海相关的事业了呢？他没有这样做，他　已经有一支掘沙船队，有荣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掘沙经验。霍英东积极去承　揽与海相关的工程，承揽的第一项大工程是海湾水库淡水湖二期工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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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加高，并在石面铺上5米厚的海沙。　　　　　　其后，他又承包了填海工程，建造码头、避风港，铺设海底煤气管道　及海底排污管道。不少工程需挖深清理海床，他的大型挖沙船大显身手，　采掘的海沙卖给建筑商。霍氏一石二鸟。　　　　　　霍氏还把触须伸到东南亚，开港填海修坝，他的挖沙船又派用场。　　　　　　　　　　　　　　　　　　　　　　　　　　　　　　　　　　　　　体育富翁　　　　　　香港的超级富豪中，热衷于体育活动的，首推霍英东。　　　　　　从皇仁书院读书起，霍英东便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他喜欢踢波（足　球）、睇波、讲波。50年代，刚刚成为富翁的霍氏，就从并不宽裕的私囊，　掏钱资助并亲组有荣小足球队。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有荣队从众多的球队　中脱颖而出，曾打遍港澳无敌手。到60年代，霍氏又组建卓然队，并亲任　该队的中锋，卓然很快成为香江波坛的一支劲旅。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　经费均在100万港元以上，全由他私人掏腰包。　　　　　　霍氏一直对世界足坛将中国排斥在外耿耿于怀。1974年，霍英东邀请　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赴京。当时周恩来住院，邓小平挨批，中国官方竟　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下榻在北京饭店，却不能住进贵宾东楼，只能住在　普通楼。国际足联主席，到哪国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待，何曾受过　这种冷遇？霍英东极为尴尬，竭力解释，仍难息其怒。　　　　　　尽管受此挫折，霍英东爱国热情丝毫不减。同年，他赴德黑兰参加亚　洲足联理事会，为恢复中国在国际足坛的合法席位据理力争。历史的潮流　不可逆转。理事会最终以连续三个3/4多数票，通过同意中国加入亚足联的　议案。　　　　　　1979年，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中国被剥夺30年的合　法权利得到恢复，霍氏大受鼓舞，自此大力赞助中国的体育事业。　　　　　　1984年10月，霍英东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捐款1亿港元，　作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基金。　　　　　　1985年，霍氏飞赴洛杉矶奥运会，为中国体育健儿“壮威”。1986年，　霍氏捐资3500万港元，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中国高校第一座现代化体育训　练中心。　　　　　　1990年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霍氏捐资1亿港元建造英东游泳馆。　　　　　　霍英东除喜欢足球外，还热衷打网球、羽毛球。1972年至1977年，他6　次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霍氏已70多岁，每天仍不辍锻练，在运　动场健步如飞。　　　　　　　霍氏在体育界担任的重要职务有：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联常务　理事，国际足联执委、理事会理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等。　　　　　　　　　　　　　　　　　　　　　　　　　　　　　　　　　　　　　天鹅高飞　　　　　　在广州市珠江北岸，有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宾馆高达34　层，裙楼3层，气势宏伟，富丽堂皇。建筑造型富有现代气息，步入大堂，　却呈现出一片极具民族风格的室内园林景致，3丈多高的人造瀑布飞流直　下，假石山上，为一亭阁。这座宾馆，先后接待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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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是霍氏在内地投资的一座丰碑。　　　　　　70年代后期，霍英东频繁来往于内地、香港，对内地的旅店业深有感　触。广州作为南中国的大都市，与国际间的交往将会日益密切，现有的宾　馆，远远适应不了未来的发展。　　　　　　1978年，霍英东向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提出建议，在广州建造一间　国际一流水平的宾馆，立即得到省市领导的赞许。霍英东即在广州考察选　址，发现广州火车站等地方缺乏浪漫情调，便把视线投向珠江岸边。沙面　江畔，有一片淤塞的沙滩，杂草丛生。可这里却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白鹅　潭上，黄萧养骄白鹅。这就是孕育神话的白鹅潭，理应让白鹅冲天飞翔—　—建一座耸入云霄的白天鹅宾馆！　　　　　　宾馆由霍英东和广东旅游局共同投资2亿元兴建，1979每4月10日签订　正式协议书。　　　　　　广州第一次建这么高档的大型宾馆，设计施工中遇到不少麻烦事。比　如“备战”观念在某些领导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提出要在楼顶安装高射　炮，令人啼笑皆非。香港的建筑师不熟悉内地的情况，而内地的建筑师却　按内地的国营单位考虑设计方案，提出要建职工宿舍、托儿所、职工食堂、　自行车棚、车队车库等。霍英东为了让内地的建筑师迅速跟上国际水平，　大胆地把设计任务交给他们，并组织他们赴港参观酒店建筑。对施工单位，　霍英东也是力主交给内地的建筑公司承建。　　　　　　霍英东“胆大妄为”，拿这么大的工程交内地的设计施工部门试手。事　实证明，它们没有辜负霍氏的厚望。　　　　　　最大的麻烦是，除了砂石水泥钢筋，绝大部分建筑及装修材料，都要　从香港和世界各地采购运来。　　　　　　宾馆尚在建设中，宾馆管理交予谁管理，这个问题已经摆到桌面上来。　香港的高档酒店，通常是交亚洲或国际间负有盛名的管理集团管理的，如　希尔顿、喜来登、假日、香格里拉，等等。交集团管理，签约起码是10年　以上的期限，集团拥有一切人事权财权，并从营业总额中抽取管理费。那　么，内地中国人，何年才能管理与国际旅店业接轨的酒店宾馆呢？　　　　　　霍英东和广东旅游局的领导，都倾向于自己管理。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调配招聘了2000名员工，培训实习，并派骨干到香港去“打工”取经。　　　　　　宾馆于1982年10月试行部分营业，1983年2月正式营业。　　　　　　霍英东极力主张对大众开放。当时，内地没有一家宾馆与高级招待所　对大众开放。这些地方，只有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内地相当级别　的官员才能进出，享受用餐住宿。霍英东对1978年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他从北京观看全运会回港，途中在广州停留，住进政府宾馆。他的亲友冒　雨赶来看他，却被堵在门外，一一排队登记，严格审查后，再一批一批放　人。忘记带证件的，只好冒雨返回。　　　　　　霍英东提出开放白天鹅，遭到很多“好心”同志的反对，他们担心会　秩序大乱，混进不三不四的人，在外宾面前丢中国人的丑，并影响外宾与　首长的安全，降低白天鹅宾馆的声誉。说到底，他们的种种理由，皆出于　　“官本位”。　　　　　　这在当时的内地，很符合逻辑。霍英东却认为很不合逻辑。在香港，　若是这样，早就要关门倒闭。　　　　　　霍英东坚持让大众自由进出，一切收费服务，实行“金钱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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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宾馆正式开放之初，确实人山人海。有人向霍英东汇报这“不妙”的　消息。霍英东道：“参观的人多是好事，国际一流的宾馆，就该让所有的广　州人见识见识。”渐渐，纯粹来看稀奇的人少了，来的人多是为消费而来。　　　　　　宾馆开放8年，接待客人315万人次，开房率达76％，营业收入9。2亿多　元，盈利3亿多元。　　　　　　1985年，白天鹅宾馆正式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成为　中国内地第一间世界公认的一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