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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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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他们的武器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他们的技艺帮助了“自强”运动。
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这个一般性模式的背面，所见到的图景就分为碎片了。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没有勾结同谋的事，不管是争取什么或反对什么。李鸿章和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吗？说不上。譬如1893 年的一天，李鸿章在上海办的、坐落在公共租界外面不远地方的一家纱厂失火了。管理上海工部局事务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整天都不许工部局的消防队开出租界，结果全厂烧光。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例如香港最一早的新闻记者王韬产生改革的思想是他生活在苏格兰（1868一1869 ）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时候。他在苏格兰、伦敦和巴黎各地旅行时，从‘’当地经验”中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专家”。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被康有为接受了。
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孔教改革的记录刚刚才开始被人研究。
09 辛亥革命的起源
190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教士教育家如加尔文？ 马蒂尔（狄考文）拿19 世纪的年代和加世纪初对比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死的，停滞的，现在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新闻记者笔下写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年轻的中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 赖特（丙玛丽）讲到了“正在高涨的变革化浪潮”。她看见中国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之于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及比较次要的为驱除满族而努力。他们的王朝已经濒临“天命，，的丧失，但是后继的权威却什么还看不出来。总而言之，加世纪初中国政体的强化产生了一大批互相结合又互相激荡的运动。现代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只能就棋局上的活动加以缕述。
让我们先从传播媒介的成长开始吧。l90l 年以后中国参与了世界范围的大众出版物的普遍崛起，诸如国际新闻的报道，书籍杂志的大量出版。但是，在我们为中国加世纪现代媒介的发展而表示称赞以前，首先还得承认中国出版书籍的悠久传统，那是比欧洲书籍出版早好几百年的事。一种可以证实的推测是：1750 年中国印刷出来的书比欧洲多。中国现代媒介有着深厚的土生土长的根，翻版和改订本比新的创作多。最早出版的是关于中国古老的图书馆的研究、地方志、皇家编纂的集子、诗词、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说、官方文书和地方新闻报章等。到l900年，城市里的有文化的人已有成百种小说供阅读消遣。主要的新事物是翻译西方的作品，出版新闻和时事评论，并且发行到农村中的上层读书人。
在改革的背景中，特别在上海，新闻出版增长很快，促进新思潮在各大城市迅猛传播。文化传播在中国早有先例，传教士们在19 世纪也已开始出版印刷品。甚至在1842 年开埠通商允许他们那样做以前，耶稣教传教士就已经致力于用中文书写一些圣经给老百姓看。18 ％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 时务报》 ，宣传革新运动的思想。同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成为给广大平民提供新文化的一家出版社。它开始出版教科书和一些宗教书籍，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图书馆和研究部。后来它逐步使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并在1915年出版了一种新的中国字典《 辞源》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创建于1911 年。
上海的外文报纸肇始于1850 年的《 北华捷报》 ，后来它又出版了中文版。1872 年一个英国人创办了《 申报》 。这家成功的企业在19 世纪即年代出了一份（点石斋画报》 ，用木刻板画报道新闻，解说各种新事物。上梅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两三种主要报纸发行量达5 万份（20 世纪30 年代达150 万份）。它们参加到现代世界报纸的行列中来，在北京派有常驻记者，以电报传送国内新闻。
蓬勃发展起来的不但有1901 年至1911 年间满清王朝革新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讨论，还有新兴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出版了几种杂志，鼓吹用小说唤醒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拯救中国运动的一部分，梁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小说。上海报纸还辟有专栏或出专刊讨论教育、科学以及妇女地位问题。它们发现长篇小说连载能够增加读者。城市读者多了，提倡改革的报纸和革命的报纸也有了“娱乐版”。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武侠以及初期的科学小说，都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读者。
除了传播媒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教会于1901 年进人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遭受惩罚之前，拳民们本来是朝廷利用来驱赶所有外国人，首先是传教士的。现在则流传着许多教徒被杀害的故事，在传教士中间创造出一种殉教就义的气氛，而关于义和团受惩处的和约又显示了谁是胜利者。耶稣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大门终于打开，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在办起大学来了。没有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成为显赫人物了。每个省都有他们在工作，传播西方医术，特别是外科医术，吸收女生人中小学，鼓励禁烟和天足运动，教育青年们怎样开会、讨论，并且以他们在外国的经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基督教会在20 世纪初到2D 世纪3O 年代是在中国称心如意的时期。虽然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当能干和有生气的中国基督教会，但恐怕最后追溯起来时，他们间接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传播基督教来，会显得更有意义、，
不过，尽管外国活动是一种刺激力，不论消极方面也好（如外国侵略），积极方面也好（如外国知识和制度），中国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的，不是外国造的。20 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虽然这一兴起耽误了很久，但它毕竟是蕴藏在社会及其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意识的产物。它接受了汉化了的满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于治国之道的传统，加上外国的榜样，“自强”运动起来了，接着是革新运动，再接着是义和团。但是无论是行政官僚，还是急进的学者，都创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来应付中国的需要。在这方面，农民起义者更连试都没有试过。到了1900年，许多人都洞若观火：打破旧秩序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
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国纷纷扑在她的身上时，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保持住政治实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象征着更多的东西。它准备去迎接外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海外经商的华侨自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特点，但他们在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中通常变成了少数派。只有国势衰弱时期，例如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一面临海的中国才会认真对待它的海外贸易。其他时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战略兴趣通常总是集中在中亚细亚内陆方面，敌对势力也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在20 世纪，首要的威胁无疑来自海外，对付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就从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所谓海外力量，在现代中国，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组成，一部分由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17 世纪明亡以后，越南曾接受过中国的难民。大约同时，逞罗以贡米名义向中国南方运销大米，华侨商人在遥罗的对外贸易中取得了优越地位。后来欧洲人占有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后，华侨社会飞快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东印度群岛，华侨变成了荷兰统治者和广大的爪畦人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根据英国的记载，印度支那的鸦片生意非常发达，印度的鸦片大量流人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经华侨之手。
中国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陆，是在大量移居到东南亚之后。他们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在美洲的环境中他们不能成为商人、梢客或像在东南亚那样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员，而大部分限于体力劳动，如帮助修建铁路或在大陆各地发展洗衣业和餐馆业。苦力劳动者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甚至美国东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领地，刺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在他们中间很容易找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
到19 世纪末期，所有东南亚口岸的华侨都建立了商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校和秘密会社，他们的社会因此而团结得很紧。这样，在［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有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热烈的拥护。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从海外回国之后，不应再砍掉他们的脑袋，而是应该教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利。领事官员开始派出，有时还派政府代表团，同革命者相竞争。
海外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情况，现在刚刚开始有人研究。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了中国报纸和舆论界，它们由商业界主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华侨势力发展到大陆，并在实业发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为见证。随着20 世纪革命的进展，华侨中有些会讲英语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如1926 年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原是特立尼达的华侨。在条约规定的商埠，不少华侨找到了发展事业的机会。例如宋艘如（宋庆龄的父亲）就是从美国回到上海，做基督教的传教士，不久又从事出版和其他事业，同时安排了他的子女在美国受教育。
在洪秀全开始罗致拜上帝会成员5O 年后，孙中山（ l866一1925 ）成为最卓越的反满革命家。时代变了，外国的― 实在说来，是基督教的― 影响对于这些领袖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是在广东省香山县长大的。该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和外国人接触最早。很多华侨和有才能的人是从这里到国外去的，例如李鸿章的管家唐廷枢，就是从这里到商埠去的。
这个地方有反满的传统。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民间就盛传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孙中山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反对，洪秀全就推翻满清王朝了。孙中山西化倾向的一部分是当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于1879 年13 岁时跟他的哥哥一起人植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并在那里人教。这个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那时的气氛是争取夏威夷独立，反对与美国合并。孙氏以英文班第二名毕业，准备人奥阿厚专科学校进修，这时他的哥哥怕他完全洋化把他送回国内。但是孙氏在家乡反对本村祭祖敬神的迷信，因而被驱逐到香港。1884 年他在那里受洗礼，参加公理会，并入何启博士办的医学院学习。何凯博士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娶了英国女子为妻，是一个早期赞助中国改革的人。
在国外的经历很自然地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同时，他在学医的时期又研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他是农民出身，又有西方的教养。他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归根到底，基督教对他的事业犹如对洪秀全的事业一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他的根本动机是民族主义。
同19 世纪势年代相比，19 世纪吩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商埠城市纷纷崛起，街上到处是人力车― 一种日本发明的用齿轮滚珠转动，由报酬低廉的车夫拉着跑的人力车。工厂、火车和轮船上用的蒸汽机通常是进口的。同欧洲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外国人和他们的设备到处可见。居民区里有英国式草坪、花园洋房、马单和赛跑的小马，有外国银行、商行和俱乐部。侍候这些住在中华帝国的新贵族的，是扩大了的服务行业和职工。在香港，那些洋老爷已经可以用缆车达到雾渝漾的山顶别墅。从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来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了新的通过别的途径上升的人物，首先是那些替外国人服务、在商埠的洋行工作的仆役或买办，或者是拉人力车的、传话的、看狗的。很可能后者引出了后来上海外滩公园门口设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们常常提起（但从未拍过照？）的告示。那个告示的目的，至少是防止外国人的狗在没有看狗的中国仆人牵着时弄脏外国人的草皮。
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一农民一手艺人一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 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已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 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
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有时候他和三合会之类秘密会社的强人通力合作，有时候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合作，有时候跟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以及军阀合作，总之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平淡无奇，他的演说却不错。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看来简单得惊人。孙中山身体单薄，个子中等，他似乎知道他是为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事业而工作，而人们也是为此而尊重他。他有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吸引力，在“努力”这一项肯定能得“A “等成绩。尽管他多次失败，国民党后来还是认他为建党人。他们那时需要一个列宁那样的人物。他的《 三民主义》 演说集是作为一思想理论编辑出版的。凡是编辑过政治演说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们不是《 葛底斯堡演说》 （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
归根到底，孙中山在革命界享有年资，即享有由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威信积累起来的资历。他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不断学习。1894 年，他带着一篇并不惊人的长篇改革建议到天津呈递给李鸿章；但李太忙，没有接见他，于是他转向了革命。
孙氏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是1894 年在夏威夷和100 个华侨会员建立的，当时夏威夷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合并夏威夷是1898 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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