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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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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们的原职，并且授予他们特殊身份和特权。清朝还承认由清真寺执行的伊斯兰法律。清廷在全帝国内分别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灵活政略，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统治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强大君主制。从以600年到1200年间，唐宋两代皇帝在位期间常让宰相当政，从元代起则是皇帝亲持国柄。当然，除了外族统治外，其他因素也有作用，例如政府问题多了，就需要中央来做决定。
不过满清的外族统治却产生了保守主义。满族接过明政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旧制，只不过在他们的统治体系的关键处，插进一些满族成员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中，满族只是看到他们需要在哪方面抓紧时，才加以改革。作为外族人，他们到底不大能和中国普通百姓融和无间，只不过同他们统治阶层中的合作分子有较多的接近而已。
此外，在亚洲内陆方面，他们为了击败或控制那里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在战略上是全力以赴的。这就使他们忙于帝国的大陆方面事务，极少顾及海上及其对外贸易。原本是部落战士和管理人员的满族人，摇身一变成了农业中国的官僚统治者，他们同长江一带和东南沿海口岸生气勃勃的商贾格格不入。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他们是看不上的。他们对于企业家极少同情，不让他们自己的人做生意，谁去国外就惩办谁。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北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同外国人的边境贸易。经管这方面的事，是通过中国的纳贡制度。外国统治者分称为番邦，以区别于国内的进贡者。内贡是中国行省每年献给朝廷定额的贡物，也包括当时周边的附属国如朝鲜和安南（今越南）在内。纳贡制度是中国以其无与争衡的商业资财的优越地位和吸引力为基础的防守性外交武器。近在咫尺的外邦统治者因恐中国军队侵入其领土，于是经常向北京纳贡，甚至亲自人觑，在往来文煤中习用汉字词语并采用中国的日历。他们派来的使节也磕头行礼，呈献礼品，皇帝则予回赠。结果是贡献和贸易几乎完全混在一起。明朝时代精明的中亚伊斯兰商人运货时用冒充运输他们主子的贡物将货物送到北京。在曼谷的华人米商，假充退罗国王的贡物把自己的货物用船运到北京。这时纳贡制已成为欧洲式外交平等互惠关系的一种绊脚石。1793 年英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拒不磕头，但呈送了大批贵重礼品，1816 年他的后任阿默斯特公爵也是照样。
1800 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这一点就能捆住中国，不让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统治齐步前进，因为儒教社会是以皇帝为金字塔尖顶的寡头专制。事实上皇帝是残存到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古代统治者的最后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点权力的人。“理”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气”这一儒教原则，使得皇帝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孔子的根本设想是：所有人的（关于妇女以后再说）本性是好的，且有内在的意识。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动的，特别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确的事。第二个设想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引导人们接受和遵从他的权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统治者非常关心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很不喜欢有人批评，特别是书面的批评，因为那是比较难以消除的。皇帝不愿意有一个人批评他，而愿意每个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来帮助提高他的形象；对上天，他是人间的至圣；对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无上的行政官，正义的主宰，是总司令，是文艺的护持者甚至实践者。最后，他是这样的“天下一人”； ― 其一举一动都使全人类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须是怎样一个人啊！
而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 一1715年）年方5 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l 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 年。康熙皇帝8 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 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印岁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 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任制，每个都5 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也许是过分了些。
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 四库全书》 ，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坤，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坤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
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 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69…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
要了解1821 年以后道光治下的情况，我们必须照例先简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观察家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毕竟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我们以为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若不考察一下我们先人为主的看法便很难着手论述。所以让我们先看看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某些说明性的看法吧。
03 一些理论上的提法
“最早有人推断说，中国人起源于古代以色列“失踪了的部落”。从那以后，一代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提出过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些世代相传下来的理论累积尽管空泛甚至无意识仍不免成为我们解释说明的“保留节目”。这是个现成的百宝囊。让我们最好看看大致的分类吧。
首先是传统的“例外论”，它强调中国和“西方”或外部世界间的差异，例如书写制度之不同。例外论是汉学家长期以来的口头禅。
第二是颇为相反的，也是现在人们极力肯定的“比较社会学”，它认为中国社会有和别的各种社会所共同的特点，诸如家族血缘关系。这种看法中有一种小的分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欧化”法，例如试图在中国找出欧洲史上各期的特征― 诸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另一非主流看法，即爱国的中国人努力从中国历史特征中找出可以和西方类比的事物― 例如加世纪初期有一个“中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这些提法的差别，都不在于中国历史的主要事实，而在于它们各自的解释不尽相同，即怎样用事实配合证实事件的某种模式。
总的来看，把中国和欧洲历史一比较，就出现许多差异。例如，中国人口随着1949 年工业化以来增加了一倍，但是在工业化以前很久的18 世纪也已增长了一倍。再举一例，中国学术界自清朝中期以来，采取了比较批判的和独立的观点，但它完全没有对于世代沿袭下来的聪明智慧提出根本性的怀疑，或创立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一种新的世界观。再者，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使民族国家发扬光大，并用暴力扩展了法兰西国家势力。与此相对比，1949 年中国革命以后，虽然外界预料它会对外侵略扩张，它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样做。（中国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保卫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1962 年在中印边境的战斗，也仅是防御它的边界主权。）不管是社会心理还是事件的模式，都不能证明中国和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俄罗斯革命常被用来和中国相比，但它们的差异至今还是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首先夺取了城市，然后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中国共产党则相反，先农村而后攻占城市。单拿欧洲做比较，很难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这本是卡尔？ 马克思的一种看法，应该多加宣传，这会省去很多麻烦。
了解这些思潮之后，我们就容易推断将会出现“修正主义”或重新评价之类想法，正如世界上一些比较成熟的近代史研究单位开始做的那样。有一种倾向是从更早的时代去找寻一些人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的根源。这样，关于中国19 世纪“落后”问题，例外论者归咎于国内的原因，例如说中国国家没有进行“现代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把它归咎于外来的以剥削为务的“帝国主义”。这种争论多涉及程度问题。例如，满清（ 1644 一1912 年）缺乏现代化的价值观和建立现代化制度的能力，而在同时，满族人也乐意安抚以1842 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体现的帝国主义，以此延长他们的统治。此外，通商口岸外国特权的经济效果如何，看法也有不同。有些方面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压迫”的，另一些方面又有刺激作用。帝国主义就像是一种药，一方面能治你的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你搞垮。
对上述解释有一种评语，即这些解释是如此之高度概括，以至于不分中国此一地和彼，一地，此一时和彼一时，对其差别都不加以适当的考虑。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定时期地方历史的研究。‘这倒是研究中国这么一个庞大而地方各异的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这却叫一个想描绘“中国革命”的叙述历史学者碰上了实证和解说之间的重大矛盾。没有办法，只好“小心从事”。当代的中国学者中还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先从外界知道较多的事物人手，再及于外界知道较少的内部事物，从对外关系的“冲击”开始，然后再看中国对这种西方冲击的“反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就是― 举例说吧― 把现代史定为从1832 一1842 年鸦片战争开始。
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发生在诞生它们的文化中。一般说来，革命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候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我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这种看法有～一个前提的设想，就是中国文化确实不同于给世界很大影响的欧洲文化。例如在中国文化方面，直到最近，民族主义（一般文化中的政治主权思想）很少被认为与（忠于一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文化主义是一致的。像汉文书写制度一样，中华帝国是整体的、包罗万象的。这些疑问就使我想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转变，，这个字来概括，更精确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转变”这个词，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 我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 那么激动人心。
以上是现在流行的各种看法，我们按这种思路继续推论。加世纪中国大革命的产生于19 世纪的灾难，而其根源却在18 世纪。当然这种往回追溯的想法，可以很快把我们推到史前的商朝时代（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纠正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手中的重大谬误。事实远非如此！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中国不像日本，没有对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反应。
对于中国人的行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家为说明中国政治弱点而提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分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人们之间，上下关系多于横向关系。儒家的五常关系中只有朋友之间是横向的关系。养育孩子就强调权威。幼子常受溺爱，但对他的管教也比较严。他不是去自立，而是变得依靠别人。相互依存中渐渐有了主从间的上下关系。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到后来一个人如处于权威地位，而不以权威行事，对作附的人不发号施令，勒令听话，他的权威地位就会减弱。
这种类型的关系辗转影响到个人重视私人关系，不但是对上级或下级，即使对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时变为有用的人。当安全或保密依靠这类关系时，个人就不能去单独负责。影响所及，就产生相互对等行为的必要。对一个朋友、上级或下级，送个礼物或做了什么好事，就产生对等的义务，也许不在同时，而是将来要办到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对特定的人都有特别关系，而不是别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则的人事圈子。每当一个人在个人关系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兼顾，必须择一而行时，他只得选择个人关系。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当然这特别指的是旧政权的官场，因为那时官吏身分属于最高阶层。加上知识分子一向把体力劳动看作禁区，这便意味着旧式官吏不应获取技术知识，更不要知道机械手艺，只应安于做通人，一切技术事项都是由下属处理。
在官吏阶层，文字的训练和经书的研读产生了精美的文赎，有时须用工楷誊录，但不讲求实行与否。官场书写和传阅文件，却只期望别人执行他们的计划。计划也许是根据可悲的无知做出的，可是还得传达公布。官僚更关切于他们自己派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实行中的各种方式程序，而不顾在公众中实施的情况。一个属员典型地不对一个上司加以批评，以免上司的威信受到损害。
由此可见，西方意味的腐化，就铸在中国的实休中。官府享受的特权之一，就是一个官吏应该靠做官发财。这同中国收敛田赋的古老习惯是一致的。所有收税的官员只需完成定额，超过定额部分划归他们的腰包或机关。所以一个官吏只要适当完成了定额，在职务中怎样肥了自己，就没有人追究谴责。此外，官吏的福利靠的是他的上司和他私人关系圈子里的人，他自然没有兴趣考虑他的下属和他的圈子以外人们的福利。
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类型中，忠于原则的派系是例外。派系之存在基于个人关系，而其目的是提高权威人物和派系中依靠他的那些人的权力。派系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非常个人的。
结果之一是在下属和官吏层下面人民群众中产生消极被动状态。权威人物不应、也不能加以侵犯，因此冲突不可能通过互相讨论或妥协来解决，除了村一级的少数体面人物之外。批评会危害权威，所以不可能加以容忍。这样，民族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的多样化会使它受到危害。
解说中国政治，还有一点要继续说说。因为旧中国是多靠伦理、少靠法律治理的，所以伦理方面意见一致是把事情捏在一起的必要的凝固剂。在旧基础上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必须有体现在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中的公众道德观和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的领导地位的尊崇信念。
这个理论关联到近代的地方政府。到l900年左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皇帝与大臣（广泛些说，在皇帝与上层士大夫，包括在职与不在职的官吏、省和通都大邑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大地主家族）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地方上与农村和产业有渊源的上层士大夫同低级士大夫（在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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