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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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事上多说什么废话，直接命中书拟诏，同时任命三个节度使，派中使催他们上任。同华也正式合并到了河中节度使治下。
　　此事谈罢，王抟忽然上奏，表示新年伊始，应当开始准备举行春闱了。朝廷贡举的会试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礼闱，考试的地点在京城的礼部贡院，又称“春试”、“春闱”、“春榜”、“杏榜”等。
　　李晔正觉最近心情转好，闻言自然同意，见李曜站在一旁，似乎对春闱之事也颇为关切，忽然想起他有一名关门弟子，名叫冯道，如今虽为河中掌书记，却还未有进士出身，不禁笑起来，颇有深意地看了李曜一眼，道：“今次春闱，由礼部侍郎独孤损为主考。”
　　独孤损出列领旨，崔胤在一边看了李曜一眼，目中有些阴冷，知道今年的贡举，恐怕是要被王、裴等亲河东的世家包场了。不为别的，只为独孤损是李曜的人。
　　李曜看在眼里，叹在心头。大唐的科举制度，有进步，更有不足，只是今时今日，还不是他对此进行改动之时，谁知道还需要多久，他才能从制度上来试着解决问题。
　　制度被他如此重视，自然有足够的原由。也许，事情应该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候，四百年的汉朝气数已尽。社稷犹如一只脆弱易碎的玉斝，突然间被无数只强劲的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惯碎在尘土覆盖的大地上。这样那样千疮百孔的权威，摇摇欲坠地维持了很久，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或真或假的脉脉温情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暴力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逻辑。道德、律法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苍茫大地上站起来的英雄们手握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骑，梦想在汉王朝废墟上，重建不朽的宫阀。无论是被许邵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还是被曹操推崇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刘备，抑或辛弃疾激赏的江东碧眼儿孙权，都没有能一统海内。司马氏的三分归一，也不过是昨夜偶然开放的昙花。几十年后，天下就在五胡乱华的烟尘中又一次分崩离析。
　　无论这些铁血人物有着怎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有让人膜拜的坚硬如铁的生命意志，他们终究有一天要皈依尘土。铜雀台的秋风中，隐约传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吟唱。老迈的英雄埋进阴暗的墓穴，你死我活的争夺却还在阳光下继续。死去的英雄未必能有同样是英雄的后裔。不是谁都能用有力的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被英雄们强行压服的各种力量纷纷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又一次去战斗。
　　天上星移斗转，天下一夜兴亡。正如《左传》所说的，多少王朝和人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史的苍穹之下，数不清的短命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在人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曾照亮汉家宫阙的一弯残月，依旧冷冷地照着支离破碎的天下。
　　天幕下恒久地明亮的，是所谓门阀高第：弘农杨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
　　彻底摧毁汉家天下的大动荡却没有能摧毁士族门阀，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中，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的士族才有能力生存下来，并通过保存和研习典籍传承文明的火和光。即使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家的曹魏也不得不正视士族的能量。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将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乡间评议定型为九品官人法。各州的中正官依据家世、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将人物分为九品，授予相应官职。由于品评人物的中正官均来自士族门阀，在他们眼中，只有门阀子弟才是天生的大人物。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慢慢形成。
　　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无论花落谁家，胜利者都只能选择与出身士族阀阅的官僚士大夫分享权力。每一次较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他人，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朝廷，没有任何新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谁家兴废谁成败，都没有撼动过士族门阀。以闻喜裴家为例，裴宪是后赵的司徒、裴开在前燕任太常卿、裴谨任前秦大鸿胪，而裴徽的子孙在西凉为官。同样，博陵崔氏第二房是北周最显赫的家族，而第三房的崔暹却是北齐高欢的重臣战场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帝王们孤独地坐在高处，却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门阀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
　　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洗去征尘的帝王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生活，越来越不愿意频繁地使用暴力，更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死过清河崔家的崔浩，尔朱天光对弘农杨氏的杨椿、杨津兄弟举起了屠刀。可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于清河崔家、弘农杨氏，或者地位相当的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叫人不安的力量。
　　终于有一天，在无节制的放浪和无休止的残杀中，南朝的士族门阀走向“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幻灭，而主宰未来的北朝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狞厉、粗糙，但生机勃勃的风貌。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隋唐的天子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特别是武则天当国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他们包括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也包括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胡人，他们是帝国的外部无产者。
　　但是，安禄山带领着胡人的冀马燕犀踏破了大唐的盛世景象时，阉人和胡人却借着王朝衰弱趋势，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被夺了许多属于帝王的权力，使长安的权威摇摇欲坠。那么出路何在呢？
　　科举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骤然凸显。朝廷试图起用寒门士子来制衡士族高门的势力，建立一个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当年，太宗皇帝在放榜之日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扬扬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毅中矣。”
　　李曜看过陈寅恪先生的不朽之著《元白诗笺证稿》，其中将此归纳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李治）之时，成于玄宗（李隆基）之代，而极于德宗（李适）之世。”科举制使士族豪门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现象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门阀的文化垄断。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科举取士都动摇了门阀政治。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眼球。
　　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五十中进士，还算年轻。可见中举之难了。那些被誉称为“白衣公卿”的举子中，许多人在考场中蹉跎一生，无怨无悔。诗人孟郊苦熬到四十七岁才高中进士。欣喜若狂的他挥毫写下一首诗，来记叙心中的得意：昔日板凝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摭言》更是形容士子们：“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人们才会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世人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早在武则天时，宰相薛元超就曾遗憾地说，自己富贵过人，平生却有三个遗憾：不曾娶海内最显赫的五姓之女为妻，不曾主持修撰国史，还有一个就是不曾进士擢第。安史之乱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
　　但是李曜深深的知道，科举制度给寒门士子创造的机会远不像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唐朝科举的卷子不糊名、不誊录。试卷出自谁人之手，主考官一目了然。在决定举子的去取高下时，他不仅看卷面诗文，也会考虑举子的声望与文名。贞元七年某个月夜，举子尹极在寓所接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微服私访的杜黄裳毫不隐讳自己就是今科主考。他直切主题，告诉尹极，自己非常欣赏他，也希望他能推荐几名才学出众的举子。还没有入闱，尹极和他推荐的人金榜题名已成定局，卷面文字不过聊为参考。
　　像杜黄裳这样亲身察访求贤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数时候，主考官的判断会受权贵、名流的左右。这些人的推荐是谓“通榜”。譬如韩愈，他推荐的举子当时人称“韩门弟子”。入闱的时候，主考官的怀中已经揣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边上都用蝇头小楷密密地注明举子的才名、德望，还有他们背后的推荐人。
　　在京兆府试前，少年王维请岐王推荐自己。可岐王告诉他：玉真公主已推荐了另一个举子张九皋。眼见王维一脸失落，心有不忍的岐王沉吟片刻，在他耳畔叮嘱数句。王维会意地点了点头，欣然离去。五日后，王维把一袭青衿换做乐工的素衣小帽，捧着琵琶，随岐王登门渴见公主。宴席之上，“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那一曲新谱的《郁轮袍》，感染了满座高朋。见玉真公主沉迷于曼妙的音乐，岐王凑上前低声说：王维有比琵琶声更美丽的辞章。这时候，王维已伶俐地掏出藏在怀中的诗篇，呈了上去。读过几首后，公主面露惊讶之色，告诉岐王：这是她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经常诵读的呀。人们还以为如此雅致的文字一定出自古人手笔。王维玉树临风般的姿仪与潇洒谈吐，已吸引了宴会上所有人的目光。岐王见机，立刻将话题转到今年京兆的考试上。玉真公主转头问王维是否入闱。这时候，岐王才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公主举荐张九皋一事。玉真公主笑着对王维说：自己会为他尽力。
　　玉轸朱弦，为王维换来了那年的解头。
　　诗人杜牧入闱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着瘸驴赴他摆下的宴席。见崔郾出门来迎，他迫不及待地高声朗读起杜牧的《阿房宫赋》。
　　崔郾听后也忍不住击节赞叹。吴武陵立刻请求他选杜牧为状元。崔郾也直言相告，状元早已花落别家。吴武陵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第三名吧。没曾想崔郾还是为难地摇了摇头。那就第五名！没等崔郾回答，吴武陵很坚决地说：如果还不行，就把这篇赋还我。崔郾连忙点头应允。一回到宴席上，他立即高兴地宣布，刚才吴太学帮自己选杜牧为今科第五名。对杜牧的放荡不羁，在座宾客不无微词。但崔郾也很诚恳地说，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就算杜牧是个屠狗之人也不能更改了。还好，杜牧总算不是屠狗之人。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日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李小娘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日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又称“状头”）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柞”。每到春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可以看见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醉；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来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春，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性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