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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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正是有鉴于此，李曜才觉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极佳的时机，因为可以提早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他那《新儒论》所强调的、“各业并举”所要表达的、乃至总参谋部制度所欲培养的，都何尝不是为此？
　　统一天下，以他目前拥有的实力而言，未见得太难，至少他自己觉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为大唐统一天下绝不是奢望，可如果仅仅如此，仅仅是做一个中兴名臣，了不起又一个郭子仪而已，于万世何益！
　　唯有改变国人思想，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那才是处处领先世界的要义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总参谋部，他当初又何必将军械监扩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军事学院？
　　其实他也曾思考，军事学应该算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他觉得兼而有之：科学，是因为军事学是一门包罗很广的学问，有些分支，象军事地理学、军事经济学、运筹学是从相当成型的学科化出来的。即便是战场指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次，都有很多具体的规律可循，战争可以假设，可以推演。在现代，严格的训练，可以成批地造就优秀的军官。但人们一直说“军事指挥艺术”，那是因为军事学艺术的成份更重：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养优秀军官，可是真正的名将，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真正的名将是天生的，是艺术家，他可以违反一切成形的规律，可以冒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走向。名将，是不可以在实验室批量制造的。
　　从军事学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二相性”出发，似乎可以比较公正地评价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军事学基本上是一门纯艺术，优秀的将领通过经验学习战争，依靠自身的聪明颖悟总结战争，因为一己的坚强和智慧在战争的硝烟里脱颖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总参谋部制度，大大增加了军事学的科学性，使战争指挥这门艺术，对新手来说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总参谋部，作为一个训练和研究机构，不是培养天才名将的地方，那种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养出来。但它却可以训练出成批量的优秀军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实战经验，可以集中个人的智慧成为军队的大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可以寄托在诞生一位天才身上，因为命运不可预期，也不可以寄托在靠实践经验培养军事人才身上，否则万一几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能寄托在一个理性的制度，其军事上来说，就是培养一个高水平的军官团。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奇实在是军事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现代英美军事历史学家对毛奇的评价大多不够公正，这也难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评家，不可能不受一战二战的影响，对普鲁士和德国早期的历史多少会带着有色眼镜去评论。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这样的经典名著中，对毛奇的评价，也有可以商榷之处。
　　例如富勒说“毛奇的战争体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这个评价显然受到后世德意志军事机器高效而没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其实在那个时代，毛奇是相当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义方法是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来说，战争指挥中的个人性和艺术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为科学和“教条”的东西恰恰还没有发明出来。毛奇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另外，富勒承认，毛奇是用指导性的“训令”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这给下级留下充份的个人发挥空间。毛奇用一个体系训练将军们，所以他可以信任，将军们的临机处置，是合乎总的指导思想的。至于具体怎么做，不用过多干涉。这样就在个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统得过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另外，富勒认为毛奇对战争进程不加控制，一切听任下属，这也不是事实。在毛奇亲自负责总指挥的三场战争过程中，有不少毛奇亲自干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战役中的调度，梅斯合围前甚至亲自上阵指挥冲锋等等。
　　富勒认为“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个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李曜觉得，未必尽然。实战中，法军的表现的确糟糕得令人吃惊，跟淮海战役中蒋军的指挥水平有得一拼，所谓“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但是看过毛奇战前的计划就知道，毛奇的计算，并不以敌人的无能为前提。他战前所假设的情形，比实战中发生的要严峻得多，比如他设想了奥军抢先分割攻击普军并直指柏林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中意外情况永远会发生，但是在毛奇的体系下，大多数这些意外，是比设想的好而不是坏，况且他的“训令”领导方式还给当地指挥官的临场发挥留下了空间。
　　不过富勒毕竟是军事理论大家，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经典巨著。在后来评价德军总参谋部的另一杰作“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评论家一样，认为若非小毛奇的失误，施利芬计划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论述：“施利芬计划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它假设战争只限於法俄两国，那么德军是可能把法国击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所以跟拿破仑时代一样，大陆上的德国人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海洋战略。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战略的根本弱点。应该说，这属於大战略，或说国家政治战略的范畴，单单德军总参谋部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认为，90年代之后的评论家，比二战以后不久的评家可能更加客观。毛奇与在他之前一些欧洲名将的风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后，将领的培养和战争的进行方式，进入了真正的现代。
　　记得毛太祖说过，我们是通过战争学习战争，恰好毛奇半个多世纪之前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傻瓜才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学习战争。”
　　共和国的那批开国元勋，每一位都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现代欧美将领无法比拟的，但是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逼出来的，他们大多数当年根本没有接受完整军事教育的条件，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平心而论，从别人的经验学习，要比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代价低得多，尤其在战争这个特殊的领域，有时候学费是负担不起的。实战经验当然宝贵，但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岁月之后呢？当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个人经验毕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这些前辈个人的战争经验汇总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还要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更广泛的经验。
　　广义的总参谋部体制，包括知识的搜集和运用两个方面，而现代军队中，知识的搜集分给了军事学院和科学院，狭义的参谋部更多侧重知识的运用。
　　如今，军械监已成功扩大化，军事学院也已经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参谋（之前的领兵将领培训不是系统性的），此时此刻，还不建立总参谋部，那还是李曜“一环扣一环”的风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张训的疑惑，只见他略微思索，便即释然，平静而饱含热情地道：“孤欲在此战之后上奏陛下，成立总参谋部，与凤阁鸾台并列。届时，孤将亲任我大唐首任总参谋长！”
　　张训闻言，愕然呆立。
　　
　　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时代”，附文一篇，主要说毛奇的三场战争：
　　中国人概括历史，总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规律看来并不适合于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仅就德意志诸邦而言，他们在痛苦的内乱和纷争中度过了一千年。因此当19世纪德意志终于圆了统一的千年之梦的时候，成就这个千年伟业的英雄，当然也就在欧洲史上占据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诗中的传奇英雄。
　　德国的毛奇元帅，比本系列所介绍前几位欧洲名将的传奇色彩要淡薄许多。他不属于那种在战场上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做出决定，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在6年之内，无可争议地打赢了三场战争。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麦的政治谋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统一了，并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强权。仅仅在普法战争的十年之前，这对于整个欧洲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式的伟大人物。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军事体系，就象一台精密而高效率的机器，然后依靠这台机器去赢得战争。这台机器，就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过程，而是集中叙述它的军事方面，追踪毛奇的三场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亲，原本是丹麦陆军的军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标准译名的规则，可能应该译成莫尔特克，但是毛奇这个非常中文化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他在军事史上常常被称作老毛奇，因为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同名的侄子称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四任陆军总参谋长（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为马恩河战役失利被解职。
　　跟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这个家族，也是军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冯。克莱斯特那么著名罢了。毛奇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曾经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吕岑会战。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吕卑克，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大败普鲁士军队，把普军将领布吕歇尔（后来滑铁卢战役跟惠灵顿合作最终击败拿破仑的那个）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吕卑克投降。毛奇当时6岁，还住在吕卑克。后来全家移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为母亲家族的关系，与丹麦上流社会交往密切。11岁毛奇入读哥本哈根军校，毕业以后加入丹麦陆军。毛奇有语言天赋，他懂7国语言，其中德文和丹麦文算是母语，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来还因为工作需要陆续学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为了将来晋升的前途，毛奇从丹麦陆军辞职，转入规模更大也更精锐的普鲁士陆军。毛奇曾经在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少将。1828年，毛奇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作见习军官，在地图测绘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当时的总参谋部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总参谋部来自军需部，但是军需部只是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而已，职能和地位根本不同。当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陆军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鼻祖，在瑞典陆军中有专设的军需部，后来欧洲列强纷纷效仿。法国名将杜伦尼，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就作过瓦勒泰公爵元帅的军需总监。在勃兰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设立了军需部的机构。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里实际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都叫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曼施泰因、还有保卢斯，都做过这个职位。
　　现代的总参谋部体制，最初的创意，是拿破仑战争之前和之中的普鲁士上校马森巴赫（Massenbach），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计划的机构，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参谋部最初的实践，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那时，参谋长主要负责战时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现代意义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军参谋部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岁月（只有几次不大的战争），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鲁士人把总参谋部这个机制继承下来，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国军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