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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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名号也必然随之丧失。如果说不让他二人北上晋州，是对他们的忠诚有所保留的表现，那么让他们留守长安这最为关要的帝国京都，则偏偏又是对他们的极大信任。
　　这话看起来十分矛盾，但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在他们不直面李克用时，李曜对他们足够信任；但如果让他们面对李克用，李曜的信任就有所保留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李曜不想他们为难。换句话说，也是为他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选择。
　　李承嗣与李嗣恩同时沉默了片刻，李嗣恩先开口回答道：“大王，无论此番结果如何，神策右军都只会驻守长安，哪也不去，直到大王归来。”他是李克用义儿身份，有些话自然不能随便乱说，而他本来就是直肠子性格，让他口是心非，他也做不到。
　　李曜并未对这句话表示不满，只是点了点头，朝李承嗣看去。
　　李承嗣叹了一声，拱手道：“仆从军近二十载，别的不懂，只会打仗。幸蒙大王信重，委仆以镇守长安之重任，敢不尽心竭力？大王此去，万望珍重，长安若有半分差池，仆便将这项上人头，奉于大王案前。”
　　李曜哈哈一笑，摇头道：“你等无须说得好似要生离死别了一般，晋王对孤恩重如山，历来信任有加，否则哪有孤王今日？此番拜寿之事，看似怪异，其实或许只是晋王恼我许久未曾前去看他，未必有什么大麻烦。孤所有的准备，也只是担心晋王身边有小人挑拨离间，甚至是某些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收买了什么人，想来破坏晋王与我之间的父子之情。须知我大唐以孝治天下，这种卑劣的伎俩，一时或能蛊惑于人，但只要孤诚心诚意向晋王解释，以晋王之雅量高致、明心正德，又岂会做那等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徒令对手耻笑？”
　　他虽然将话这般说了，但王抟仍面有忧色，缓缓道：“大王与晋王，虽是父子，有句话某本不当讲，然则同为中枢宰执，却又不得不言：而今大王身系朝廷安危宁乱，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此番北上太原，终究是有些”
　　李曜不知王笉是否将自己的布置告之过王抟，但既然王抟有此一说，他也只能继续装傻充愣，开解道：“诶，王相公这话，孤可不能苟同了，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为父贺寿，此人子应有之义，若连此事亦不能为，何所谓君子？”
　　王抟闻之，只得叹息一声，不敢再劝。因为在大唐，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孝，则这一污点足以抹杀此人一切功劳和美德！
　　“百善孝为先”之说由来已久，我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花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本身却只听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励工商，而连续的战争导致包括军械监自身在内的各种“工商企业”所缴纳的商税大幅提高，因而国库的确“扭亏为盈”，那朝廷欠大唐钱庄的钱只怕真要更多了。两相抵消，刘崇望决定忍了——少赚总比亏本好不是么？
　　王抟见刘崇望把话题引开，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无法再劝，只好也拿出政事来谈。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须得大王首肯决断。”
　　李曜知道自己最近在朝中时间太少，朝廷里肯定堆积了不少只有自己才能定论的事情需要处理，便点头道：“王相公请说。”
　　王抟道：“沙州传来消息，沙、瓜两地豪族联手推翻李明振诸子统治，重新将归义军大权交还给了张承奉，如今张承奉遣使上表，请朝廷正是册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如今朝廷究竟该命谁为正溯，还请大王决断。”
　　李曜却愕然一愣：“归义军？”
　　王抟等人同时一怔，秦王竟不知道归义军？
　　好在李曜脑中存着这具身体本身的记忆，忽然想起来归义军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此前从未关注过归义军，刚才才陡然一愣。
　　所谓归义军，是在宣宗大中五年时，推翻吐蕃而崛起的，其节镇治所在沙州——即后世敦煌。
　　所谓沙州，从汉至隋这一段时期，一直叫做敦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两县。沙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也是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大门，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唐初，大唐在河西节度使治下，有八军之说（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沙州的主要军事力量正是常驻边防军“豆卢军”约4300人。豆卢军的主要兵员为降伏唐朝的吐谷浑番兵——豆卢这名字有点怪，其实就是因为它就是出于吐谷浑语，意为“归义”。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浑基本上已经是被大唐打得半死不活了，而吐蕃还是个成长中的楞头青，因此大唐在西域一直独孤求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败成名”的怛罗斯之战前，大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儿子肃宗却在灵武即位，于是玄宗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太上皇”了，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考虑到西域战乱不断，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很没有安全感的肃宗便命令西域诸军迅速勤王，一夜之间，大唐在西域的15万主力精兵奉命东进，西域立时处于军事真空状态。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因为朝廷失策，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无风注：这名称没写错。），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杀。随后大历元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镇甘州，肃州。再第二年，作为杨志烈族弟而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事继续不利，只得“转进”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间地带，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只得各自为战。
　　杨休明大约死于大历二年，当时的河西观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逐一击破，最后周鼎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这最后一镇。
　　从大历五年（770）开始，沙州就一直持续受到吐蕃围攻，周鼎一边固守，一边不断尝试向大唐名义上的盟友回鹘求援，但是很明显，如果屠了两回洛阳的回鹘都靠得住，母猪肯定会上树了。看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打算焚城，率领军民突围东进。即使在对当时情况了解不多的李曜看来，这也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决定——可以参考携带军民南下的刘备所遭遇的当阳长坂追击战。因此周鼎的决定立刻引发了沙州军队的意见分歧，具有强烈国家荣誉感的部将们认为一旦放弃沙州，沙州将“永不为唐土”。意见分歧随即导致暴力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安西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周鼎”，率领军民继续抵抗。
　　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运动，可能大唐这时候的爱国情绪还比较浓厚，结果居然是应者甚众。但即使是这样，到建中二年（781）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这让李曜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无风注：实际上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还仍然遍地是农奴）
　　结果毫无疑问，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