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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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蔡元培，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而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风来啦，雨来啦，王人背着鼓来啦”一类东西放到国立大学专门研究。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辜鸿铭。那天他又在教师休息室里发表了一通高见，歪着脖子说：

　　　　“蔡元培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辜鸿铭是名士，自古哪一位名士不拥妾狎妓？我不说苏东坡，也不说张岱，就连堂堂的正人君子海瑞，还玩过雏妓呢。还有屈原和婵娟的关系，按外国的说法也有点暧昧。反正中国的名士比外国人文明，他们是偷偷地养情人，不像我们那般堂堂正正地风流。”

　　　　陈独秀那里，蔡元培是主动过去征求意见的。凡平时有些绯闻的人，他都想亲自去劝说入会。进德会成立后还有纠察员，他相信人是要有所约束的。他已在入会条件中明确规定不咎既往，他是这样写的：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

　　　　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惟入会以

　　　　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这些日子，北大真是气象一新。蔡元培刚开始筹备进德会，又先后接到北大学生查钊忠和陈宝书等二十四人联名的两封来信，都是为了向他推荐一位校役。

　　　　这人叫何以庄，今年25岁，直隶宛平人，现是第一寄宿生宿舍丙字号斋的听差。因家贫而从小失学，但志向很大，通过旁听和刻苦自修，写得一手好文章。平时常和学生抒词以对，文采斐然。他们恳切地建议校长能量才录用，让他也早日龟游绿水，显于一旦。两封信都写得情辞恳挚，闻之慨然，可见何以庄平时为人之好。

　　　　蔡元培想想一年前学生与校长对话还要写呈文，又激动起来。他忙叫人请来了何以庄，又看了他的三篇文章，见他眉目清秀，忠厚老实，当场表态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这件事启发了他开设校役夜班的决心，兴办平民教育，一直是他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他还专门听取了几位工友的意见，那天门房老刘头跑来请他写字，说老父亲劳累了八十年，他也无法尽孝，想求蔡校长为他的生日写一幅寿联。都知道蔡元培好商量，有求必应。每天上门求字、题写各种内容匾额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还是请他写信介绍工作，他也随身带着八行笺，来者不拒地向各位朋友推荐，也不管对方买不买账。

　　　　蔡元培为他写完一副寿联后问道：

　　　　“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夜校，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

　　　　老刘头一听乐了，先双手抱拳向他作揖道：

　　　　“那敢情好吵！我在北大干了二十年，只认得头顶的校名，连写封信还要求人。再说以前校役是仆人，教室是主子们坐的地方，咱们连门都不敢进。夜校一开班，咱们不也登堂入室了，这有多神气？”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宽慰地说：

　　　　“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

　　　　他将两封来函和自己的复函都一并交《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并布置专人筹备校役夜班。

　　　　一年一度的春风，又吹绿了北河沿河边的垂柳。

　　　　3

　　　　隆隆的惊雷不停地在空中爆响。

　　　　大街上传来报童清脆的嗓音：

　　　　“看王敬轩大骂《新青年》！看记者反击王敬轩！看特大新闻哟！”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停在绒线胡同前。门里跳下一位副官，恭敬地打开后车门，里面是一位身穿戎装瘦长的将军。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报童，走进胡同内的一所四合院。

　　　　眼前出现了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

　　　　“琴师！弟子来”

　　　　“又铮，总算把你盼到快看看这些妖孽文章，如骂小儿般咒骂老夫，你再不管管，为师还有脸面在北京做人”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他是1852年生人，其实前清并没有给这位举人多少恩宠。不料到了清亡以后，他却数十次地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一到陵前，必伏地失声痛哭，引得守陵的侍卫们都不知所措。这倒使人想起了明末清初的怪人顾炎武，当年也曾频繁地奔波数千里，十余次往谒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的情景。也许为了褒奖他以布衣身份甘为前清遗民的忠心，溥仪曾恩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他不仅如一般旧臣犬马衔恩，九顿伏地，作感激涕零状，还得意地写下了“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的诗句。

　　　　可就是这么个奇特的人，在民国初年又一度成了大量引进西方小说风靡文坛的时髦人物。也许在世界翻译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他靠翻译欧美小说成名，本人却不懂外语。通过别人口述，他用一手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的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像《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等，使人们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可是到了陈独秀、胡适出名之时，他终于成了以反对白话文闻名的老古董。

　　　　徐树铮翻开第四卷三月号的《新青年》，先粗粗看了几眼，劈头就问：

　　　　“这王敬轩为何方人士？那行文的口气怎么挺像琴师呀？”

　　　　林琴南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

　　　　“这位壮士倒不失为儒林英雄，一副古道热肠的豪气，今后老夫倒想结识一下。”

　　　　徐树铮又低头看起那篇《奉答王敬轩先生》，很快被奇特的文风吸引住他对林琴南一直很恭敬，刚才一接到电话就赶来林琴南对他也欣然以“吾友”相称，许其入弟子籍。不但愉快地出任他所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而且文字交往也很多。林琴南曾为徐氏评点的《古文辞类纂》作序曰：

　　　　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徐氏好舞文弄墨，喜欢填词。林琴南擅长书画，又作了一幅《徐又铮填词图》相赠。

　　　　徐树铮读了一个开头，先被文中那种油腔滑调的口气惹笑了，他讪讪地骂了一句：

　　　　“这化名‘记者’的小滑头，难成大器！”

　　　　那封署名为记者的长信是这样开头的。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

　　　　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

　　　　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

　　　　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

　　　　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

　　　　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

　　　　的。

　　　　可是再看下去，徐树铮的剑眉便皱紧难怪老先生要大动肝火，文章的矛头全是直指林琴南的。不过老先生也确实太好名，太喜欢争强好斗。他身为前清处士，本无君臣之分，偏不遵守常道，作出谒陵等极显其孤忠的举动来。他又以一介儒生，与包括溥仪在内的显贵来往，力图平交王侯，名扬士林。他当年就和段祺瑞玩过一回感其知遇，而拒其征聘的小把戏，搞得自己也很狼狈。那是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第四天，就屏去侍从，亲自来林府邀请他出任顾问。林琴南以前清遗民自居，自然拒绝应聘。但内心又未尝不感激这段知遇之恩，还专门写了一首《段上将屏从见枉，即席赋呈》的诗回赠。使段祺瑞透过云雾江天，还是看见了一颗与严子陵一样虚荣孤傲的心。

　　　　徐树铮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像去年十一月下台的段主子经过他精心谋划，将于这几天复任国务总理。刚搭起戏台的安福俱乐部，也正等着他去安排贿选议员活动。他见这里无非是些笔墨官司，便想急于脱身。他终于站起身，大大咧咧地劝慰起老先生来：

　　　　“琴师，何必与这些乳臭未干的无聊文人计较有学生在您想骂就骂，要如何出气就如何出气，一旦他们出轨了，我自然会出面说话的。”

　　　　林琴南却不愿放他走，见这位弟子有点不上心，他不悦地提醒道：

　　　　“又铮你怎么也糊涂自从蔡元培主长北大后，盘踞在里面的全是一批当年的革命党。我怀疑这是孙文安插在你们眼皮下的一支人马，要不怎敢如此猖狂？”

　　　　徐树铮的心一惊，又面色紧张地坐了下来。屈指数来，当今中国惟有南方临时政府的孙文难以摆平。冯国璋讲起来还算是“北洋三杰”呢，却比黎元洪容易对付得多。段祺瑞去年一下台，“督军团”又复活了，而且比当年阵营更为浩大，增添了曹锟、张作霖两员大将。他们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吓得冯国璋六神无主，步步退让。最后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还下手令说，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无需呈送总统府和国务院。老段打着这块招牌，很快让这个机构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太上政府”。但徐树铮并不满意这种局面，为了促使老段复出，他又施出一计，以“接洽国防”为烟幕，去奉天和张作霖做了一笔交易。

　　　　原来老段下台前向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将分批运到秦皇岛和北京，据说仅其中一批就可装备十二个旅，这无疑是块肥肉，对把持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冯国璋来说，是近水楼台，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而徐树铮却秘密地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奉军原有六个旅在关内，再进关六个旅去武力抢截。截留的军火奉方得四分之三，徐树铮得四分之一。奉军一进关，冯国璋就十分害怕，“督军团”趁机联名通电请段祺瑞再次组阁，冯国璋终于低三下四地全部答应

　　　　为了另立国会，竟选出自己一派的议员，徐树铮又叫来了王揖唐一起商量。王揖唐不愧为老牌政客，含威一笑说：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办一个政党就行这件事只要给我钱，反掌可成。”

　　　　于是，徐树铮请示老段后就拨出了八十万大洋，王揖唐利用这笔钱，果然没几天就纠集起一批人马，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成立大会是放在安福胡同的一个宅院里举行的，故起名叫“安福俱乐部”，简称为“安福系”。

　　　　徐树铮想了想，觉得形势并没有这样严重，那蔡元培、李石曾还有吴稚晖、张静江等是一帮自说自话的无政府主义空想家，平时孙文也不太敢寄予厚望。他终于找理由搪塞了林琴南几句，匆匆地出了门。

　　　　林琴南又咬牙切齿地捧起《新青年》，读了起来。见堂堂徐上将终于走了，内屋里闪出一位学生模样的人，他叫张厚载，是林琴南以前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现在在北大法科政治系读书。张厚载可是他得心应手的一根拐杖，还兼着《神州日报》的记者。笔头也灵，常侍候左右，帮他出些点子跑跑腿。

　　　　林琴南又用手指猛戳起那篇文章，气得浑身都抖颤起来：

　　　　“你看看！看看！他怎么能这样诬蔑老夫？真是可恶之极。我一定要反击！”张厚载为了安慰先生，也只好再一次凑过脑袋，硬看下去。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我们何必

　　　　苦苦地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

　　　　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

　　　　何以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

　　　　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

　　　　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

　　　　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

　　　　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

　　　　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

　　　　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

　　　　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

　　　　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辶多译外国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

　　　　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

　　　　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

　　　　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

　　　　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

　　　　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

　　　　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

　　　　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

　　　　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

　　　　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

　　　　所以他们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

　　　　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从经”

　　　　的总名目！

　　　　

　　　　“够了！够了！羞煞老夫矣！”林琴南终于如丧考妣地举起无力的老拳，瘫倒在靠椅里。

　　　　他又开始剧烈的哮喘，老脸涨得鲜红。张厚载慌忙上前倒茶捶背，好言相慰，直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当林琴南回卧室休息后，他又翻开了《新青年》。这王敬轩究竟是谁？为什么骂人的腔调那么像林琴南？而“记者”的批驳又是如此丝丝入扣，真是令人生疑他对文中那种礼拜六一派的滥恶文字深恶痛疾。就算林译小说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对古典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下过很深的功夫，古文的造诣更是独步海内。其译笔或哀感婉艳，或质朴古健，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就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一样。尤其是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坛，林译作品的势力极其伟大，青年作家下笔为文都极力揣摩他的口吻，像苏曼殊小说就是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最后卓然自立一派的。

　　　　凭着他兼任记者的嗅觉，他决心去解开这个谜团。如果发现是个早有预谋的圈套，他将不遗余力地为老师雪耻！

　　　　张厚载终于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出了绒线胡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苍白狰狞的脸

　　　　在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欢笑，《新青年》同仁们正在互相评功摆好呢。

　　　　沈尹默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