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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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

　　　　“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

　　　　“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

　　　　“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

　　　　“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呀！林琴南不是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二位”

　　　　刘半农对胡适当仁不让也有理由，胡适一来北大，校园里就盛传“北大添个年轻人，玉免常伴月照明。”胡适也常说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中兔子是陈独秀，小兔子是我胡适之。刘半农听了就不高兴了，既然小兔子还有他和刘文典，胡适就不该这样借此抬高自己呀。

　　　　陈独秀知道两人之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道：

　　　　“半农和玄同也是好意。对于那些闭眼胡说的妄人，惟有痛骂一法！”

　　　　钱玄同今日情绪特别亢奋，又和众人谈起文字改革的问题。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

　　　　“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笑着对大家说：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

　　　　“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总共才十四个字，真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请问读者请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四是“从请大人上课到今天的大人为听差上课。”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官场养成所，听差对学生是要尊称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