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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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心，又被那个饱含魅力的声音带到一个崭新的理想世界里。工农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在中国还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幻，而在邻国却已变成了事实。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绞刑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巴黎和会上率先宣告，结束沙俄时代在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知识界，为此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好感。

　　　　李大钊其实只长他四岁，但正是这位亦师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导师。在图书馆的半年里，他们常在空余时一起畅谈，多数是对方倾听自己讲述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学术的见解，并帮助解答一个个疑难问题。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会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冬日，谈话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两人都忘记了吃饭。毛泽东第一次向他的先生畅谈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的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劳动，亲眼目睹了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及长沙饥民暴动惨败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反叛思想。经过与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描写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以后又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先到湘乡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武昌起义后立即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当了半年湖南新军。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又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二十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但他仍然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一点不感兴趣。前期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曾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

　　　　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

　　　　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

　　　　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

　　　　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

　　　　《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

　　　　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

　　　　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

　　　　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

　　　　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