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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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独办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的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进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惇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喊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干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

　　　　“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哲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将军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

　　　　徐世昌这位老官僚却很冷静，轻蔑地说：“芝泉还是留学德国的，怎么连一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敢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告诉他，与学生对抗的政府全是要垮台的，本总统还不想代人受过，遗臭万年呢片

　　　　段芝贵也不甘示弱，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

　　　　“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在青年胸中熊熊燃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自由通行，没有卖国贼何至如此？忽然许德珩登高一呼：

　　　　“到赵家楼去，找卖国贼算账去！”

　　　　愤怒的学生们立即响应，由富贵街向北，穿过长安街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汽车早已进了前赵家胡同二号，随后而来的还有丁士顺和一位日本人中江丑吉。曹的双亲和妻妾亦在家中。当时的赵家楼并没有楼房，它是一座东西两进的院子。西院临街的围墙较高，朱红色的大门朝南，门内迎面立着一个木影壁，这是一个中式的四合院。北屋正厅悬挂着日本天皇像，整齐地摆设着红木和紫檀的家具。东院，院北是一座西式平房，房前有一个花坛。这座院子临街的院墙较矮，东西两院有一月洞门相通。

　　　　正当曹汝霖与警察在商量如何防范学生掠扰时，忽听见院子外吼声震天，学生队伍已如潮水冲进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一见墙头上摇动的旗帜和擂门声，吓得手脚冰凉，四肢发软，慌忙钻进了一间又脏又乱的贮藏室里。而章宗祥则惊慌得不知往哪躲，亏得一位仆人机灵，将他拉进一间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去

　　　　愤怒的学生面对林立的军警和紧闭的大门，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一边就挤上前去砸大门，与军警冲突起来。还有一些学生干脆用旗杆将临街房上的瓦捅下来，又将烂瓦狂扔进宅院。关键时还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匡互生，一脚踩在同学肩头，挥拳打碎了大门旁左上角的一扇玻璃，纵身跳了进去。紧接着又从这窗口跳进五位同学。众人一用劲，就打开了大门，人流一拥而入。先听得一声巨响，门内的木影壁已推倒在地。

　　　　冲进去的学生一眼看到厅中高挂的天皇像，真是怒不可遏，将它摘下摔个粉碎。有的干脆将摆设的硬木家具抛到院子里，并抡起椅腿猛砸房内的古董瓷器。一边砸，还一边痛骂曹贼祸国自肥。一彪人马砸开了紧锁着的曹氏老婆的卧房，问她人在哪里？她骗学生说到总统府吃饭去学生们就打开抽屉，搜查起信件。曹汝霖此时正藏在紧挨此房的贮藏室。外面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以为就要破门而入谁知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声，全部跑了出去。他才侥幸未被发现，但人已吓得失魂落魄，屁滚尿流这时，有的学生又穿过月洞门进了东院，将曹的父母和小老婆押了出来。见盘问不出结果，就交给了警察。又愤怒地捣毁起一辆停放在正房阶前的汽车。

　　　　大约四点半光景，曹宅起火关于起火的原因人多嘴杂，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大家找不到曹汝霖，就在他卧室点燃了绿色的罗帐。有的说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吧，火就烧起来有的说是北京高师的两位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盒，里面装有煤油。两人先将北房的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泼上煤油，低声说“放火”，霎时浓烟就冒起来还有的说放火的就是匡互生，他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阻止他说：“这事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火就熊熊烧起来

　　　　反正不管一个故事有几种说法，赵家楼的火确实烧起来而且章宗祥被浓烟呛得受不住了，慌忙从锅炉房里逃了出来。一见他穿着黑色西装，学生们误以为抓住了曹汝霖，欢呼着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钻进人群，将他连抱带拖，窜出后门，躲到曹宅东面的一个杂货店里。学生们哪里还肯放过他，又冲进店里抓住他的两只脚，拖到店门口。问他是谁，他死也不敢吭声。于是，又是一顿痛打。直打得满脸都是血和鸡蛋黄，好似刚从粪缸里爬出来一样。那位拼命护卫他的日本人，也逃不脱干系，也被学生一阵痛打，在地上哇哇地用日语求援。幸亏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太率领大批军警赶到，挥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才驱散了学生。

　　　　军警立即封锁了胡同口，捕住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三十二名学生。消防队随即扑灭了曹宅的大火。只见东院房已全部烧光，西院也被烧得差不多吴炳湘派人架着浑身瘫软的曹总长及其全家，躲进了六国饭店。又把章宗祥和那位打伤的日本人送往同仁医院治疗，才算暂时平息了一场学潮。

　　　　13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他的心也滋滋的被火焰灼烤出焦虑来。后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那颗生生发痛的心又释放出欢悦。可是，当他最终听说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槛车送监狱，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一颗超负荷的心终于进裂出血痕，只觉得眼睛一发黑，就一头跌倒在椅子里。

　　　　待他缓过气睁开眼睛时，又急着唤人去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商量对策。

　　　　如果说巴黎和会是导火线，那爱国学生的热血就是火种，而引爆这场大火的却是他那双看似羸弱却并不胆怯的手。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将消息捅给了学生，才导致这场原定于5月7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前身为北大之父，一场最令人担心的流血事件总算避免但一想到许德珩等学生正在军警的淫威下饱受煎熬时，他又痛苦地低垂下脑袋。他多么想替代这些孩子去承受苦难，他知道北大和军阀政府将从此势不两立。他们最仇视的其实并不是学生，而是他这位学生的总后台。他发誓不惜身家性命，也一定要救出全部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正在这时，忽闻有履声橐橐从门口传入，众目集视，原来是蔡校长来他那安静、祥和、从容的态度，立刻让学生们稳定了下来。见他沉稳地走上讲台，用一种惯有的，冶颜温词对大家说：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同学们原以为他会为纵火责怪大家，可蔡校长居然没有说。会场上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蔡元培一如冷峻的雕像，脸上布满愁容，一动不动地站着。待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平静地说道：

　　　　“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你们可以散会”

　　　　他刚说到这里，发现大门外有几个陌生的脑袋正朝里面窥探，知道是警察厅派来的暗探。他想起口袋里教育部刚刚送来的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的命令，又提高嗓音补充了一句：

　　　　“还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夭起照常上课。”

　　　　他是怕学生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而刚才的大会早已作出决议，从明天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集体罢课。政府一天不放学生，罢课就一天不结束。

　　　　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明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之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像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独行侠，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老先生见他眼睛对着眼睛，成了斗鸡眼。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又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亲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见胡适去了上海，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煌煌大作，他也由此暴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奋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