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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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吃晚餐。餐后，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和邓初上了新世界游艺场，而王星拱和程演生却往城南游艺园撒发传单去

　　　　高一涵后悔莫及地跺着脚说：“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大幼稚根本没有想到昨日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捡去。所以在各个游戏场、戏馆和公园里，早已暗布下军警和密探”

　　　　他们三人一进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根本无法动手。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上了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他们刚好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机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里知道，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进门就被暗探盯上见他频繁地上下楼，衣眼兜中又鼓鼓的，就一直跟在后面。所以当他自以为得手时，屋顶花园暗处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太天真了，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一看就大叫起来：“就是这人！”一伙暗藏在附近的探子顿时将他扭住高一涵趁机急忙逃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见探子又大叫要抓他，一边把手中传单全部抛尽，一边就逃了下去。他很快混进戏园的观众中，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见邓初还在台球场里，将传单一张张地放在茶桌上。慌忙拉着他就走，邓初起先还不相信，后遥见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如木鸡般跌倒在座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

　　　　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

　　　　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

　　　　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日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

　　　　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

　　　　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项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厂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

　　　　“不好了！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帅才、将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

　　　　“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

　　　　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龚心湛也想息事宁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

　　　　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

　　　　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

　　　　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

　　　　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再投入进去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

　　　　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

　　　　美、法等国，更不必说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

　　　　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

　　　　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

　　　　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

　　　　猛兽”一样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什么教训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