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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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在鲁迅手栽的两株丁香上。对了，豫才是喜欢丁香的。他的心里总是郁结着一种丁香般难以排解的惆怅。

　　　　3

　　　　早春二月的一个傍晚，朝阳门内驶来一辆骡车。管城门的警察，见车内是位病人，车把上坐着位河北口音的账房先生，便挥挥手放行骡车乘着暮霭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驶而去。

　　　　当骡车驶出一段路程后，那位头戴毡帽，穿着油迹斑斑棉袄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守常，我们脱险了！”

　　　　前面那位携带账本，好似年关前下乡收账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钊。见他一把脱下礼帽，也回转身吁了口长气：

　　　　“仲甫，刚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前不久，他应章士钊之邀，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适介绍去汉口演讲，没想到报纸将他到武汉的过激活动公布了出来。他是受监控之人，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当时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决定在他回京时逮捕他，罪名是违反了保释戒约。

　　　　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大智门乘车回京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下车后径直回了家，结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就慌里慌张地走陈独秀越想越不对劲，和高君曼一商量，赶紧离开了家。他出门后先上了胡适处，见那里人杂，又掉头跑到李大钊家里。

　　　　一进门，李大钊和高一涵就惊叫起来：

　　　　“啊呀，你可来了！没有回家吧？”

　　　　李大钊上前接过他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关上了门。

　　　　原来他俩见风声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车站等候结果人多没有接上，正在着急呢。

　　　　李大钊很担心陈独秀的处境，沉着脸说：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既然陈炯明想请你筹备西南大学，还是去南方吧。”

　　　　陈独秀想起了那个獐头鼠目的警察，也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不走也得走了，但乘火车和汽车肯定是自投罗网。”

　　　　李大钊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果断地说：“这样吧，咱们化妆一下，我送你去天津，你从那乘船去上海。”

　　　　两人先赶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老乡王星拱家精心化装起来。陈独秀园坐了几月牢，正闹胃病，加上旅途疲劳及刚才那场惊吓，脸色苍白，胡髭拉茬，极像个病人。就干脆套上一件王家厨师的脏衣服，戴上顶旧毡帽，装起病来。而李大钊扮什么好王星拱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袋笑了起来。

　　　　“有了！稍等片刻。”

　　　　他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就捧来了几册账本和店家的红纸片儿，喜滋滋地说：

　　　　“守常就做个账房先生吧！”

　　　　待化装完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骡车慢悠悠地在路上晃荡着，因为兴奋，陈独秀正点燃一支烟吸着。

　　　　李大钊瞥了他一眼，觉得此次分离，也不知何时再能见面。上车时他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交流一下看法，这也是他亲自送陈独秀离京的一个原因。在中国要搞苏俄式的革命，像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是少不了的。见他兴致很好，李大钊便不失时机地开了口：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陷入了沉思。他虽然是个老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从不愿攀附别人，包括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所以李大钊一提出建党，他就想起去年年底在《〈新青年〉宣言》中说的话，他曾说过：“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可是今天，他却挺爽快地说：“好守常，我以前可是反对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要在那时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

　　　　“哦，现在怎么变了”李大钊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变。因为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

　　　　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

　　　　“好！”李大钊绷紧的心终于释然落地，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守常，听说你搞了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向蔡先生要房子。今天你又想建党，他不会害怕吧？”

　　　　“不！他一口答应给我们拨房子。在我看来，他是把它当作进步的学术研究团体对待嗨！如果共产党真能在北大诞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还真多亏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呢。要不我和你，还有谭平山、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包括毛泽东，怎会聚在一起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舞台和思想阵地，要在中国建党恐怕会以另外的样子推迟许多年呢。”

　　　　陈独秀也感叹地点点头，说：“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哩！记得有一次我和老蔡谈起十月革命，他说列宁什么都好，但把沙皇的家庭全部杀掉太不人道我嘲讽说，你当年不也一样主张暗杀，秘密研制炸药如果炸弹在皇宫里爆炸，妃子和太监们不也随慈禧一起升天了其实我当时对苏俄滥杀贵族也有偏见。怪不得老蔡，他毕竟是个上流社会的大人物最好笑的还是适之，他不懂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时候，人民最需要的是‘共产’这两个字，这才是最让旧世界害怕的重磅炸弹。”

　　　　李大钊欣喜地望着陈独秀，觉得他的思想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着在南北分头筹划建党的大事，直到拂晓。

　　　　到天津后，李大钊安排他住在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忙着去码头买船票。还给在上海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了电报，叫他俩帮陈独秀找房子。临别时，李大钊深情地望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说：

　　　　“一切都安排妥帖了，你尽管放心地在船上睡觉吧！”

　　　　陈独秀感动地握紧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呀！”

　　　　他觉得李大钊的目光是那样温和慈祥，虽然比他年少十岁，却透出一种兄长般的慈爱之情。这使他难以忘怀，自长兄去世后，他已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之情

　　　　“你也早点回京吧！”

　　　　“不！天津有几位朋友约我晚上去见一个苏俄同志，我正在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系呢！”

　　　　李大钊说话时压低了声音，警惕地看了眼左右。

　　　　陈独秀安抵上海后就给他来了封信，李大钊这才放下了心。这天，准备去日本的高一涵到他家中辞行，一见面先竖起大拇指对他夫人赵纫兰说：

　　　　“守常兄不愧为侠肝义胆的大英雄！”

　　　　李大钊夫妇都被他那严肃的表情惹笑见他又摸出一份天津的《益世报》扬了扬，吓唬道：

　　　　“不过你这次去天津，还差点闹出事来呢。”

　　　　原来报上登载了“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淡淡地一笑，将报纸递给了夫人，幽默地说；

　　　　“消息挺快呀！看来暗探们也不是吃素的。”

　　　　4

　　　　仲春的一天上午，空气中弥漫着耀眼的暖融融的气味。蔡元培却和新任总务长蒋梦麟，在校长室里商量一件棘手的事。

　　　　今年以来天津、北京学潮不断，很快蔓延到了全国。教育界与军阀政府又一次为索薪和山东问题对立了起来。先是北京各学校的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学校行政无法维持，以蔡元培为首的各大学校长不得不联名辞职。政府怕惹出乱子，只好勉强答应了条件，但又把账记在蔡元培身上。竟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他一人的辞呈。幸亏北大学生会代表立即赶去质询国务总理靳云鹏，内阁才慌忙改变了主意。紧接着，围绕反对日本提出的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又游行不断。先是天津的三千余名学生上街请愿，被军警打伤了五十多人，还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等人。北京学界愤怒了，又一次上街游行声援。在前门演讲时，被数千名军警包围，当场捕去一千六百余人。虽然到晚上多数学生陆续放出，但还是将四十三人关押在卫戍司令部。而且据传北京政府还准备将他们交给法庭处理，还想追究这些闹事者的刑事责任。正巧梁启超率领代表团回国，梁任公不愧是位血性男儿，凭他在巴黎和会期间奔走呼号的巨大影响，亲自去找徐世昌为这些爱国学生说情。但仍不见解冻的迹象，蔡元培终于火了，他明知出头露面没有好下场，仍书生气十足地领衔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质询教育部，并一起具呈北京政府，明确反对出卖山东主权。为了表示自己与旧势力决裂的信念，他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措词激昂的文章——《洪水与猛兽》。

　　　　今天，刚出版的《新青年》正好送来北大。他却和蒋梦麟在为开放女禁，招收女生之事烦恼不堪。

　　　　初春时，北大学生王昆仑来找蔡校长，说他姐姐王兰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蔡元培想起去年有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也曾给他写过信，要求开放女禁，男女同校。便笑着问：

　　　　“她敢来”

　　　　“敢！”王昆仑勇敢地点点头。

　　　　“好！那就让她来试试。”

　　　　王兰就这样进了北大，成了哲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她还带头剪了头发，在《晨报》上发表了《北大男女共校以前的我和以后的我》一文，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到了芳菲三月时，北大已陆续招收了九位女生。没想到这件触动了封建神经末梢的小事，不仅轰动了全北大，还轰动了全北京。

　　　　就在刚才，教育部派了位道貌岸然的佥事来责问蔡元培，说：“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好好先生的雅量荡然无存，一股无名火顿时直冲脑门。他终于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呀！从前是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报名了，大学就没有理由拒绝！”

　　　　那位企事一下子被噎住了，不悦地拉长了一张马脸说：“蔡先生，你是老前辈了，但兄弟公务在身，有些话不得不说。开女禁之事关系重大，必须报部里核准，否则一切都不能算数。”

　　　　话毕，铁着脸扬长而去。

　　　　蒋梦麟有点吃不准了，胆怯地问：“如部里不同意，今年暑假招考，还收女生”

　　　　蔡元培不悦地瞪了他一眼：“你咋也糊涂了，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们要整治北大，改革教育，就一步也不能退缩。这样吧，你给部里送一份呈文，如有问题，我去找傅岳囗论理。”

　　　　他话是这样说，心里却满渗出悲凉。想想黎元洪执政时，自己还能大刀阔斧地做成几件事。而自去年秋天回京后，政治空气简直恶劣到了极点。每做一件事，都会有人设卡。每走一步路，都生怕踩着陷阱。唉！看来在北京这种地方，真是有点待不下去

　　　　他止不住又留恋起隐居西湖杨庄时的那份恬静和淡泊。

　　　　就在离校长室不远，有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它就是蔡元培拨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场所，被青年布尔什维克亲切地称为“亢慕义斋”，这“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因离校长室不远，白天还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一进门，只见“亢斋”正中挂有马克思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对联出自会员宋天放手迹，上联为陈独秀所言，下联是李大钊的意思。他说在这个研究会里，有南方之强，也有北方之强。现在南北方之强团结在一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

　　　　四壁还贴有许多富有革命气息的诗歌、箴语、格言等，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呼雀跃，连日聚会，李大钊也常和青年学生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

　　　　此时，邓中夏、罗章龙和张国焘正在拜读《新青年》上蔡元培的那篇《洪水与猛兽》。三个人都是激动分子，都被蔡先生那痛快淋漓的文风折服得一阵阵地叫好。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

　　　　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

　　　　不能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对付洪水，要是用鲸的湮法，

　　　　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