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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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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4
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究竟回不回去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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