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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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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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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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沈阳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的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颗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些战犯的表现，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尽，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三分钟一个，“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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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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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听说是打鬼子，一个个的眼睛里都放出了亮光。“噗”，有人还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磨拳擦掌摆出了架式。
　　从精神上消灭日本法西斯。大伙研究了教育改造的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艺术。
　　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无权关押我们！”
　　“我效忠天皇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宁愿为天皇而死！”
　　“赶快把我们统统地放了，不然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太阳旗在这里飘荡！”
　　藤田茂骄横地说：“日本对中国作战，要说有罪，日本人民全都有罪！”他还扬言要自杀。铁警中将司令官濑谷启还写信给儿子，要他“参加日本军队，为天皇效命，为父报仇”。中尉毛高友赋诗曰：“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少尉三轮敬一吓唬同伴：“谁要是交待罪行，就等于伸出脖子自愿让中国人杀头！”岛村三郎等战犯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抗议书，暗中传到各监房进行讨论。
　　管理所严厉地训斥了战犯的狂妄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岛村三郎等7名闹得最凶的战犯实行单独监押；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组织系统理论教育；对重点对象，由管教干部分工调查，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进行政策攻心。
　　从调查中了解到，24名将官中近半数存有自杀念头。管理所严正告戒他们：“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死后也同样要治罪！”
　　岛村三郎被关在单人监房中，一会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一会儿感到恐惧。他感到精神很累，就木木地坐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从窗口投进来的一动不动的阳光出神。他听到门响。佩带着中尉军衔的张绍纪指导员走了进来。
　　张绍纪穿着锃亮的黑色筒靴。他走到地铺边坐下，把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推给岛村三郎。“岛村，”他的神情严肃、而声音柔和：“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经说过了。”
　　张绍纪依然是不温不火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把你自以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岛村三郎原以为今天又少不了要吵一架的，这下只能把憋足了的邪气泄掉。张绍纪是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曾与其父亲一道被关押在伯力战犯收容所，照顾他年迈的父亲，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军官，战犯们这才弄清张中尉的身分，他原来是隐藏在他们鼻子下面的共产党员。岛村三郎刚知道这件事时，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也把张绍纪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
　　岛村三郎默默地把纸和笔往张中尉的身边推了推。
　　“那好吧，”张中尉站了起来：“等你想写的时候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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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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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绍纪走后，岛村三郎抬头看了看墙壁高处挂着两个监房共用的照明灯的窟窿，拿起笔在白纸上刷刷地写下一行字：“我绝对不写！你怎么样？”他把纸折起来，踩着垫高的被子，把纸条从窟窿里扔进了隔壁监房。
　　不一会儿，窟窿里扔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也不写，我把纸和铅笔都扔到走廊上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岛村三郎把脸贴在布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看着房影慢慢地爬过石子铺的小路和汽车的辙印。他希望太阳不要移动，恐怖的夜不要来临，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他回到地铺边坐下，望着狱墙发呆。苍茫的暮色降临了。
　　他仿佛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想起来了，他在特务机关时，不分昼夜地把抗日军民抓来，进行刑讯拷问。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把厚纸做的衣服裹在赤裸的身体上点火烧他听到了刺耳的惨叫，闻到了皮肉焦糊的气味。他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火人笔直地向他跑来——
　　岛村三郎克制不住地从地铺上猛然站立起来。他想起来了，他在任伪肇州县副县长时，指挥部下在县城外的冰天雪地的丘陵地枪杀了30名抗日联军的战士。在震耳的枪声中，烈士们倒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火药的硝烟还没散尽，两名狱卒便跳下坑去，“当当”地从死者血糊糊的脚上砸下铁镣，然后泼上汽油，在上风头点燃了大火。当熊熊烈火卷进土坑的一刹那，尸堆中突然发出“哇”的一声惨叫。一个火人冲出大火，笔直地向他跑来，相距还差3米的时候，火人倒了下去，翻滚了几下不动了。
　　次日早晨，岛村三郎从墙窟窿里向隔壁监房扔过去一张纸条，写道：“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
　　墙那边也扔过来一张纸条：“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除恶要除根，治病要治本。管理所采用摆事实、算细帐、揭内幕的教育方式，集中力量，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这些神佛迷信加皇道、武士道精神的大杂烩，对准了军国主义思想和反动的世界观，猛力攻击和摇撼战犯们的精神支柱，扫除笼罩在他们眼前和心头铁枷般的浓云密雾，使他们重新认真思考人生与社会，一步一步地从邪恶与愚顽中走出来，看到和清算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同时又看到光明和希望。
　　学习文件、讨论、出墙报、看电影像春风细雨对于荒芜而没有完全死灭的土地，被静静地吸收着。没有完全僵死的视觉和思维，渐渐长出了淡紫色的嫩芽，紧紧包裹着心灵的冰雪在融化，初露的泥土显得脏浊而驳杂，但良知在其中慢慢地复苏了。
　　他们已经能够依据事实进行观察和思考。他们看到了被铁蹄和烈火蹂躏的中华大地，伤痕累累，血泪成河；他们认可了天皇是个大地主的残酷事实；他们看到了自己像只被皮绳驱策着的恶犬，凶残而可怜的形象。当在《广岛》、《混血儿》、《原子弹》、《战火中的妇女》等影片中，看到自己国土上的失业、饥饿、流浪、斗争和血泪，看到在美军统治下产生的50万“胖胖女郎”、数以百万的混血儿和性病患者时，悔罪的泪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和枕头。
　　中将师团长岸川健一患了癌症，管理所专门为他做适口的饮食，看守员孙世强、孟广岐处处细心地照料他，给他倒屎倒尿，他想他再也没有心思和力量像过去那样向天皇遥拜了。土官宫岛司在院子里玩球失手打碎了玻璃，管教员刘长东走过来，脱口便问：“手碰伤了没有？”岛村三郎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汽车撞死了，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坐了一个晚上，同他交谈，关照他说：“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可以到特别灶去吃饭。”长井手茂得了脏器神经症，痛得在床上打滚，被送往抚顺矿务局医院治疗，他—步也不能走，医生温久达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他从一楼哭到三楼，泪水湿透了温医生的衣服。病愈后他说：“天皇只用一分五厘钱的征兵邮票，就把我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为他卖命，我的生命不如一匹军马值钱。在中国，我禽兽般野蛮的暴行使难以计数的中国妇女、儿童失去了亲人，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