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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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对公地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为了整顿牧业用地，1846　年，英国国会通过“土地租用法案”，亦称“牧
业令”，并于1847　年10　月在悉尼各报公布。法案规定澳大利亚土地分三种
办法租用：（一）凡租用已开发的土地并从事生产者，每年必须换领执照一
次；（二）凡租用土地正在开发举办农场或牧场者，每八年必须换领执照一
次；（三）凡租用尚未开发的荒地并准备辟为牧场者，每十四年必须换领执
照一次。
通过历时达十七年之久的土地改革，初步解决了澳大利亚多年来存在的
土地问题，从而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促进了畜牧业的大发
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出售土地制度和租用土地制度确立之后，澳大利亚出现了“土地热”，
在1837—1842　年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区共售出土地约200　万英亩。
伦敦地产公司是一个专门经营出售西澳大利亚土地的公司，它在一年半的时
间内就卖给70　个自由移民50　万英亩土地。新南威尔士总督吉普斯在1843　
年末指出当时该殖民区租借出土地达300　万英亩，政府从租借的这些土地上
收益7000　英镑。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和保障牧地借用人的土地使用权，他在
1844　年4　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①牧地借用人每年必须按面积不超过20　平
方英里的牧场交纳10　镑执照费；②任何一个牧场的范围不得超饲养500　头牛
和7000　头羊的面积。这个方案一公布立即遭到牧场主的抗议，他们在悉尼、
墨尔本、古尔本等地举行集会，表示强烈不满。吉普斯阻止租借土地范围不
致过大的企图失败了，租借土地的数量日益增多，到1847　年租借土地高达
1。8　亿英亩。
在出现“土地热”的同时出现了“自由移民热”。澳大利亚在两热的推
动下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进步，总之，它正经历着社会大变动。

但是，澳大利亚在19　世纪30—40　年代的土地改革是极不彻底的，这首
先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仍操在英国手中，而澳大利亚各殖民当局没有土地所有
权，更不用说广大人民了，此其一。其二，土地改革是在有利于大牧场主和
大农场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导致了大地产制的形成，例如澳大利亚农业
公司就拥有100　万英亩的地产；丹加尔家族拥有30　万英亩地的地产。达令地
区的一个大牧场主以10　镑领取执照一份，却占用土地达15　万英亩。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
四、英国废除东澳流放制
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恩赐制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流犯制的
基石，而由土地改革引起的“移民热”又以更大的冲击力毁坏着这个制度，
因而进入19　世纪30　年代后，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以及工人发动了要求废除流放制的斗争。
从1788　年起到1836　年共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7。5　万人，向范迪门流
放犯人为27757　人，两地合计超过10　万人。1836　年，这两块殖民区在押犯
人有44799　人。这是流放制废除前的基本状况。
流放制的基础是土地恩赐制，因此在废除土地恩赐制后，无论是英国，
还是澳大利亚都在议论流放制度，讨论它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这时英国资
产阶级看到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已突破流
犯殖民地的水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求改变旧的殖民方针，因而在1837　
年下议院建立了一个由威廉·莫尔斯沃斯爵士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
会在1837—1838　年专门调查和研究了东澳的流放制的问题，多次开会探讨有
关流放制的政策，并提出了两个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流放制的种种弊端。
围绕着这个报告，在英国掀起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流放制的大辩论。一些著名
人士纷纷发表反对流放制的言论，如都柏林大主教华特雷严历地斥责了这种
制度，他认为流放制不可能消除英国的犯罪行为，也不可能把犯人改造好，
相反，由于犯人的大批涌入反而会把殖民地变成邪恶的地方；流放制使英国
每年耗费40—50　万英镑。华特雷主教质问道：“英国从这一支出中得到了好
处吗？否，一点也没有，相反，英国实际上正在制造罪恶，不是吗？”①一些
作家也以流放制为体裁写成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来揭露它的种种罪恶，甚至
一些退职的警官提供各种犯人遭受虐待、迫害的证据。
这场大辩论使莫尔斯沃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勇敢地向下议院提出尽快废
除流放制的建议，围绕着委员会的建议，下议院进行了辩论，最后就澳大利
亚流放制问题发表了一个“蓝皮书”。“蓝皮书”揭露了这种制度的各种弊
端。
于是，英国政府在1839　年下令废除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的流犯指派制。
1840　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就废除流犯指派制发表演说，并
断言这种制度是“纯粹的奴隶制”，同时他代表政府郑重宣布停止向新南威
尔士流放犯人。接着在5　月，帝国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撤销过去发布的向澳
大利亚流放犯人的命令，但是仍然继续向范迪门流放犯人，后来又向西澳大
利亚流放犯人。这说明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流放犯人政策只是部分的改变。我
们知道，在整个澳大利亚废除流放制是19　世纪60　年代的事情。虽然这次废
①　
ErnestScott，AShortHistoryofAustralia，Melbourne，1930，P。188。　

除流放制的改革极不彻底，但毕竟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块殖民区——新南威
尔士废除了这一制度，从而毁灭性地打击了这种制度。这样，阻碍澳大利亚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绊脚石也被清除了。
五、变相恢复流放制
废除流放制虽然是进步的，但在4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一时
无法完全解决。首先，英国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改进本土的监狱制度，也没
有撤销向海外流放犯人的法律，仍然向英属殖民地流放犯人，尤其向范迪门
流放犯人。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宪章运动高潮时期，大批宪章主义者被判
流刑。爱尔兰在40年代发生了饥荒，从而加剧了抗英斗争，犯罪率显著上升，
判流刑的人数也成倍增多，如1844—1846年间年平均为　681人，而1847—　
1849年间年平均人数却上升至2658人。不仅爱尔兰是这样，整个英国犯人
人数也日益增多，使监狱再次拥挤不堪，而主要流放地又被取消，犯人问题
又成了英国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犯人的压力只有大规模地向范迪门输送犯
人，在1840年以后的几年里每年平均向范迪门输送犯人在3500人以上。这
与英国政府在1840年废除新南威尔士流放制时的方针恰恰相反。那时殖民大
臣罗素曾设想减少向范迪门流放犯人的人数。1829—1840年间年平均流放到
那里犯人为1658人，而1841—1846年间年平均却达3527人。这引起了范迪
门的不满。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被迫于1841年7月宣布废除这里的流犯
指派制，只允许犯人在官办的农场或工厂里劳动。
犯人的增多，尤其男多女少日益扩大，因此范迪门淫乱现象十分严重。
1846年殖民大臣格拉斯顿听说范迪门地区的犯人又发生鸡奸消息，怕引起社
会舆论抨击，立即做出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两年的决定。这样，英国的犯人
压力更形增大。因此英国政界头面人物大肆鼓吹在东澳大利亚恢复流犯制。
斯坦莱在1844年曾考虑过恢复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的问题，当时他任殖民
大臣。1846年，另一位殖民大臣格雷伯爵宣称他也主张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
人。不久他卸任，继任者是英国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他甚至要求新南威尔
士立法会议讨论恢复流放制的问题。
新南威尔士方面也有了这样的叫嚷，发出这样叫嚷的主要是来自牧地借
用人。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在40年代有长足发展，1840年仅输往英国的羊毛
已达1000万磅。但因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断绝，自
由移民一时尚未能大规模引入，因此极感劳动力的缺乏，尤其牧场。再者，
由于停止流放犯到这里，英国因犯人提供的几十万英镑经费亦停止，断绝了
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大批管理犯人的军警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亦被汰裁，
有些靠犯人、军警谋生的商人被迫离去，因此人口锐减，经济开始萧条。那
些过去繁华、人口稠密的街道以至小城镇失去原来熙熙攘攘的局面，有些地
方空空如也。这就给坚持流犯制的顽固派以恢复流放制的口实。他们上书英
国政府，要求恢复流放制，大谈这种制度的好处，扬言如不恢复流放制，就
从范迪门引入犯人劳动。于是格拉斯顿在1846年一要求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
讨论恢复流放制，立法会议立即就行动起来，同年它宣布要求恢复流放制和
流犯指派制。英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这样，这股恢复流放制逆流又在英国
和澳大利亚翻腾起来。
然而，毕竟是英国政府曾郑重宣布废除了东澳大利亚的流放制，而且流
放制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英国均已臭名远扬，反对流放制的势力仍然存

在，且日益壮大，因此公开恢复流放制的做法显然是愚蠢之举。英国政府是
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它采取了一种称之为“教养惩罚制”妄图用这种改头
换面的办法来恢复流放制。
所谓“教养惩罚制”是英国监狱在1840　年推行的一种管理处以流刑犯人
的制度。先把那些处流刑的犯人送到英国的米尔班克监狱服刑一段时间，然
后送往本敦威尔监狱服刑。在这里犯人要施以各种技艺训练和接受道德品质
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犯人教养学校。出面举办这种“教养学校”
的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大主教华特雷就是其中的一位。犯人在这种监狱式的
教养学校里，一般要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如果本人表现良好，便由监狱总
监挑选送往英属殖民地，因而他也就获得了“有条件的赦免”。赦免条件是
指在确定的刑期内不准回英国。获得有条件赦免的犯人要去哪个英属殖民
地，由他本人决定。他一到达殖民地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报酬也不打折扣。
这样，犯人在殖民地基本上是自由人，要比假释犯自由得多，地位也优越得
多。例如一个犯人在英国被判刑十五年，那他在本敦威尔服刑两年，经批准
获得“有条件的赦免”而去殖民地，他得在那里要呆十三年才有资格回国。
推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把大批犯人以改头换面的办法输往殖民地，主要
送往新南威尔士，换言之，用这种办法把刚刚在东澳大利亚废除的流放制又
恢复起来。
1844　年，英国本敦威尔第一批“有条件的赦免”犯人370　名被运到范迪
门殖民地。这里以犯人过多并准备改革犯人管理制度为由，把其中的一半犯
人转运到菲利普港区，因那里极端缺乏劳动力。这一行动表明新南威尔士恢
复了流犯制，因为当时菲利普港区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这样做当然会引
起强烈的反对。
六、反对恢复流放制斗争的胜利
首先在菲利普港区中心城市墨尔本发生了抗议活动。墨尔本当时拥有1　
万人左右，并有三家报馆。由于是首次运进犯人，且又是在上星期六（11　月
6　日）运进的，故市民到星期一（11　月8　日）才得知此事。《菲利普爱国报》
立即发表文章谴责这一恢复流放制的行径。群众多次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要
求把犯人运走。在群众的影响下，墨尔本市长也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甚至
他还主持了一次群众抗议集会。墨尔本的行动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反对恢
复流放制的斗争。墨尔本的斗争很快波及到悉尼和范迪门首府霍巴特。那里
的人民也掀起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
1845　年，格拉斯顿出任英国殖民大臣。他本人在菲利普港殖民区牧羊业
有巨额投资，是牧羊业的合伙人，因而对这里短缺劳动力情况十分了解，他
试图从范迪门抽出几千名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主要是菲利普移民区。为此
他于1846　年向新南威尔士总督和立法会议提出这一问题，并希望认真商量一
下。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根据格拉斯顿的指示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与研究
这样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认为引入一定数量的犯人是非
常必要的，但引入的犯人必须男女数目相等，与此同时还要伴之以引入自由
移民。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要恢复流放制。当时反抗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已如
火如荼地展开，立法会议面对着愤怒的群众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一反过去主
张恢复流放制的态度，拒绝这个报告的要求，并以引入犯人会阻碍犯人在人
口中的比率下降趋势为借口。立法会议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澳大利亚人民的

反抗斗争。
同年，格拉斯顿下台，格雷伯爵接替他的职务。格雷不顾新南威尔士人
民强烈的反抗斗争，竟然公开宣布恢复流放制。将大批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
从1844　起到1849　年五年中共运入“有条件的赦免”犯人达1727　人。
在这些犯人中，不少变成“丛林强盗”（bushranger　），他们拦路抢劫，
杀人越货，使殖民地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从而引起人民更加仇视流放制。英
国政府被迫在1848　年宣布废除“有条件的赦免”管理犯人制度。虽然废除这
种制度，但英国政府仍然顽固地坚持在新南威尔士恢复流放制的方针，同时
还做出把假释犯流放到这里的决定，并规定流放到殖民地来的假释犯要定期
向当地警方汇报情况。不久使格雷大惊的是澳大利亚人民坚决反对任何类型
的流放制，其中包括假释犯。
1849　年5　月和8　月接连两艘运载犯人的船来到澳大利亚。它们是“海什
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这两艘满载流犯的船先到墨尔本。墨尔本市民早
已从伦敦得到两船前来的消息，因而有了准备。当犯人船到达时，市民们再
次掀起反抗斗争的高潮，多次举行抗议集会，会上发言者言辞强硬，并以暴
力相威胁。一位发言人在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反对船上犯人登陆直到死”。
《阿加斯报》的编辑爱德华·威尔逊在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以暴力反
对犯人上岸。面对群众抗议，菲利普港区监督官拉特洛伯慑于群众反抗情绪
会导致暴力反抗斗争，力劝两船船长离开，绕道去悉尼。
当“海什米号”犯人船到悉尼时，当地人民亦立即掀起新的反抗浪潮，
举行了有8000　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与会群众表示坚决反对“海什米号”的到
来，决不允许把新南威尔士再变成英国的犯人流放地”。《悉尼先驱报》亦
发表文章表示为废除流放制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菲茨罗伊总督的态度暧昧，
一方面害怕愤慨的广大群众，不敢让“海什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船上的
犯人上岸；另一方面又怕殖民部的不满，因此只好让两船去人烟稀少而又偏
辟的莫尔顿湾。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在1850　年8—9　月间，澳大利亚又掀起了反抗斗争的新浪潮。民主派人
士开展了征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签名运动，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人数高达
36589　人。牧场主们也开展了征集恢复流放制的签名活动，但可悲得很，只
征集到525　人，这说明，他们已十分孤立。
大规模的反抗恢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