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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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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骚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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