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天品青铜时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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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出土的文物就能看出来了：公室的宗庙已经被被呈王故城和赵氏祭祀坑遗址带所环绕，国君连选墓地的资格都没有了，可见卿大夫权势大到什么程度了？三岁时曾跟着爸爸去侯马进袜子卖，刚工作那年回家因大雪在侯马滞留了几个小时，没感觉侯马有多悠久，儿时的我们总是把侯马戏称为“蛤蟆”，看来晋国国君真是沦落成癞蛤蟆了！

赵鞅初涉政坛便负责宗周事务，平定王子朝叛乱给他捞到了莫大的政治资本，不过这都是首相韩起的安排，因为从韩厥帮赵氏孤儿（赵武）时起韩赵两家关系就比较铁磁了，不照顾赵鞅照顾谁呢！接着，赵鞅又协同范鞅、中行寅一起铸造了刑鼎，后人都把铸刑鼎的功劳记在了当时为四把手的赵鞅头上，只不过是因为范氏、中行氏覆灭了，属于典型的顶替别人功劳。其实刑鼎只不过是二把手范鞅联合中行寅制约一把手魏舒的策略罢了，因为前一年首相魏舒任命了十个县大夫，竟然没有范氏和中行氏的名额，而赵鞅政治经验不足，冒冒失失地给人家当炮灰。当时晋国的中宣部部长兼历史研究院院长蔡墨就曾指出：“中行寅作为下卿，违背上峰命令，擅作刑器，还拿它作为国法，这是奸命啊！还有范氏，擅改国家原有的法度，在国内也必将混不下去的。”在六卿博弈的时代，赵鞅这招对自家来说是个败笔，只不过长远看来有助于百姓罢了！孔子对刑鼎的批评和叔向一样，都是代表旧贵族的，根本不值得去批驳。晋国和之前的郑国颁布成文法在世界历史来说已经很落后了，因为一千多年前古巴比伦就已经有汉莫拉比法典了。

赵鞅所处的时代，晋国霸业逐渐下滑，齐帝国主义策反了郑、卫、鲁三国加入东方联盟，宋国和周王室都开始向齐国靠拢，后来晋国八年内战期间齐景公积极进取，进一步加快了晋国霸业的瓦解，只不过齐国内部矛盾也很突出，田氏早已尾大不掉，再说灭国要付出很大成本，所以齐景公不敢大肆进犯晋国。本来晋国还是有机会争取到卫国的，只不过赵鞅这个炮筒子脾气，侮辱了卫灵公的人格，结果卫国和坚定了为齐景公做小弟的打算。内战结束后，赵鞅趁齐国艾陵之战惨败报复了齐国一把，打击了齐国的嚣张气焰。

六卿火并的导火索是卫国人质事件，卫国叛晋后赵鞅等人胁迫卫灵公交出五百家人质，只不过暂时寄存在邯郸赵午那里，用人质控制卫国只不过是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赵鞅主要是想间接控制邯郸赵氏。而邯郸赵氏在地缘上和卫国以及范氏、中行氏两家封地接近，事实上赵午是中行寅的外甥，而中行氏和范氏联姻，所以邯郸赵氏和范、中行两家成了铁磁；再说邯郸赵氏属赵穿一系，和赵鞅早已出了五服，已经没有什么亲情可言。赵鞅想通过二把手的权势来压邯郸赵氏倒也没什么，只不过他做事有点像后世的袁崇焕，二话不说就杀了赵午，结果引发了一场晋阳赵氏以一敌三（邯郸赵氏、范氏、中行氏）的大内战。

晋定公充其量只是个人云亦云的癞蛤蟆，见局势对晋阳赵氏不利就默许范氏、中行氏攻晋阳，等韩、魏、智三卿支援赵鞅局势变成4：2时又裁定范和中行两家违法，看来“始祸者死”只不过是条死的法律条文，具体实施起来就看法官的心情了！赵鞅能得到另外三家的支持一方面是自己人缘好，另外就是范吉射和中行寅两个的人缘忒差了：首相智跞虽然和中行寅上五辈是一家子，但非常讨厌中行寅，另外他想让自己的“同志”梁婴父接替中行寅为卿；韩氏和中行氏的梁子是韩起和中行吴结下的，虽然不晓得内战时关系怎样，但至少能推断出对中行氏没什么好感；魏氏自从跟着栾盈造反后，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般情况不愿树敌，但十五年前范鞅当首相时因前任魏舒在上班时间死在打猎途中，没有批准治丧委员会对魏舒因公殉职的申诉，另外还降低了葬礼的级别和费用，这才惹怒了魏氏。不过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晋国公务员不好当，纵然是首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会得到姑息，哪像我们现在有些公务员陪酒醉死也好，**累死也罢，统统都给他们算作因公殉职，公务员问责制还不健全，没有起到一定的威慑力。另外范皋夷不服从族长范吉射的安排，很早就和诸卿打成一片，想搞倒范吉射自己进入内阁。

范、中行两家有一定能力，不然也不可能支撑了八年之久，只不过不善于结盟，另外一个错误的举动让他们成为晋国的全民公敌。范吉射和中行寅两人寻求司法解决破灭之后有点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竟然攻打晋定公。四卿还愁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来对付范、中行两家呢，他俩还白白送给人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真是失败的二次方。

有些学者认为赵鞅升任首相的时间是公元前497年，我比较倾向于虎公（《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的作者）的推断，也就是公元前493年到公元前492年之间，因为肃清范、中行两家在国内反革命阵营时前任首相智跞还活着，而且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能施压让赵鞅家臣董安于（晋阳城的缔造者）自裁，可见智跞不是范文子那样的智者，也没有主动辞职的情操。

赵鞅为正卿后，不遗余力地打击流亡在卫国的范吉射和中行寅，此时性解放者卫灵公死了，卫国在法理上陷入了一种危机。双性恋者卫灵公摊上南子这么一个性感尤物做老婆，花边新闻当然少不了。三部即将上映的孔子戏分别找李贞贤、周迅、李欣汝来演南子，估计都不及历史上南子的十分之一。南子是宋国人，出嫁前就和公子朝（当时的潘安、宋玉）私通，后来卫灵公还主动替老婆把情夫公子朝请到卫国，因为卫灵公始终坚信“要想日子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的人生信条。

卫灵公、南子和公子朝喜欢搞3P，也都能接受这种新奇的生活体验，但作为常人的太子蒯聩理解不了啊！有次蒯聩到宋国就听见连路边的乡巴佬都嘲笑他亲娘是母猪，怎么还不还宋国的帅公猪（公子朝）啊？蒯聩一气之下，决定派刺客杀掉他亲妈南子，结果事败后流亡晋国。蒯聩和秦始皇一样，摊上了一个那样的母亲，觉得很没面子，只不过蒯聩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杀母，而秦始皇碍于舆论没有完全冷落赵姬。南子在精神上还有卫灵公和公子朝支持她，不算孤独，而赵姬的命就苦多了，吕不韦、异人、嫪毐和嬴政都把她当工具，根本没有人在乎她的个人感受。

卫灵公死后，长孙姬辄即位，赵鞅利用这次机会送给卫君一个太上皇——蒯聩，至少在法理上来说卫国无法拒绝，好比岳飞要迎回二圣宋高宗不敢明面上反对一样。可能是蒯聩的气数还没到，又流亡了十三年，后来也是在晋国支持下复辟的，只不过技术上对他最大帮助的还是他姐姐，因为他姐姐年轻轻守寡，又和家奴私通，想为自己谋个出路，领着弟弟打儿子，简直是栾祁杀子故事的拷贝。

赵鞅扫清范氏和中行氏余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杀窦鸣犊、舜华同曹操杀荀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怕知识分子造反，因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不过是在舆论上为儿子扫清障碍，虽然和平年代还是需要这些保皇党的，但至少在篡位期成了绊脚石。

赵简子能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对人才的重视，他用人真是不拘一格，别人不敢用的他敢用，而且重用，比如用阳虎为首席谋士；别人都认为差劲的人，他给人家一个面试机会；对提反对意见的周舍大加褒扬，对溜须拍马的人给予严厉惩处，不像中行寅尊贤者却不用贤者，贱不肖者却不斥不肖者。赵鞅和中行寅的性格差异，如同曹操和袁绍一样，只不过曹操是站在巨人肩上的政治家，所以比赵鞅要稳健一些，不过也可能是天性使然。

赵鞅死后三十年记录很少，风水轮到智跞的孙子智瑶这儿了。智跞此人不简单，虽然智氏基本上不结盟不树敌，但在政治上成熟老道，智跞可是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呐！他在政坛这几十年只有两次对内政发表意见，第一次结果是祁氏、羊舌氏两家覆灭，第二次结果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覆灭。到了孙子智瑶当首相的时候，智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智瑶的缺点就是太优秀了，人太优秀就容易骄傲。智瑶在对外战争方面可谓战功赫赫，但主要功劳还是对赤狄（继承范鞅和赵鞅遗志伐中山）。智瑶人长得帅，也很有计谋：在灭仇犹国时道路艰险，就送了一个大钟给仇犹国君，结果仇犹人免费给晋国人修路，钟送到七天后仇犹国就灭亡了；虽然智瑶的伐卫三策都被识破了，但都比较有创意，第一计有点模仿木马计的味道，在送吴国使臣回国时派豪华巨轮，内藏大批军队，第二计是拷贝晋献公假道伐虢，第三计属于苦肉计，故意驱逐世子荀颜，然后里应外，拿下卫国。

三家分晋，其实就是三家分智，因为公室这个癞蛤蟆已经吃不到天鹅肉了，印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智瑶凭个人能力一家独大，威胁到另外三家的安全。一是因为智伯还不具备一夜间灭掉三家的实力，赵家两代人经营晋阳城，而且赵无恤吞并了代地，实力不容小觑；二是因为智瑶太跋扈（羞辱赵襄子和韩康子）；三是智伯不知体恤民情，建华美宫殿，必然税收很高；四是智瑶太忽视韩魏两家了，智瑶聪明到连厨子丢了一筐炭都能觉察到，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忽视了韩魏反水的惊天大变，可以说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晋国被瓜分，再也没有问鼎天下的机会，顶多只能当个最佳配角，难以同秦齐楚这些超级大国相匹敌。

豫让代表着刺客的无奈，理想无法实现，又没有系统的培训，个人战斗力及其有限，只能在死上作文章了。死也要做理想主义者，虽然只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豫让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他作为刺客形象代言人是合格的，是一种贵族精神和刺客职业相结合的无奈，就是死也要在仇人的衣服刺上两剑，就是下九泉也算给主人报仇了！我觉得豫让和荆轲一样原本对刺客很不屑，刺杀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宣泄，用心做刺客的专诸、要离、聂政，本身就是平民，所以都成功了。像豫让、荆轲这类破落贵族，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没有全心投入到刺客这个职业上了，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PS：本回的一些史料和观点，源于虎公的《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明天我将把高三时写的一篇赵襄子时代的小说《磨笄山》附录上去。

第三卷　梦天品鳄鱼战争　二、大魏文侯

二、大魏文侯

三家分晋后，由于赵襄子率先挑起反抗智瑶的大旗，所以赵氏分到的地盘也最多，韩魏两家相对少一些，有好事的网友说韩赵魏三家土地面积比例是2：4：3，不管怎么说三晋的地图真是唇齿相依，不像人家美国各州的地图那样整齐划一，往往国内领土之间交流起来还得向别国借道。而魏国领土主要包括河东（大概在我的老家山西运城，魏国旧都安邑就在此）和河内（大概在现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魏国新都大梁就在此），这两个地区倒是勉强可以连通，但是被韩国平阳（山西临汾）和上党（山西长治）扼住了太行山要道，现今从大梁（开封）到安邑（运城）无论走哪条路都得经过韩国地界，魏国领土像个哑铃似的，要是在自己领土上行走极不方便，属于典型的飞地，和现在河北的三河、香河被北京、天津割裂一般。三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全国皆是前线，所以魏国强大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过多树敌也并非它的本意，只不过是四面受敌下的条件反射罢了。

魏家掌门人魏文侯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几十年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三晋暂时不能内斗的决定，如果内斗估计三晋还没崛起就会衰落。还好魏国有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盐池（号称中国死海，运城得名也因其为元朝盐运司所在地）来获利，齐国的富强主要是海盐的功劳，北宋的盐税就占了全部税收的一半，盐池之于魏国就和煤矿之于山西一样重要。

和平年代倒是好说，但国家被封锁时不可能让人拿盐当饭吃啊，我高中一同学家就是盐池边儿上的，破盐碱地连庄稼都种不了，老百姓只能到盐池里捉虫子当鱼饵卖挣点小钱。魏国要发展，主要任务就是把飞地连接起来，而连通飞地就必须强兵，强兵的先决条件就是富国，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养活起军队。海归李悝（曾申的学生）在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统计后为魏文侯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当时农民积极性不高：魏国耕地面积有三分之二，如果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就会增产三斗，如果不勤快就会减产三斗。具体到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100亩（百亩相当于现在的20～30亩），正常年景亩产也就1。5石，全年毛收入就是150石（百石折合现在的20市石左右）。土地税按王者之政10％来算，一家还剩135石，除去全家口粮一年只能盈余45石。按当时每石粮食30文的市场价来算，也就是1350文。再除去地方摊派300文，真正能利用的就只剩1050文了。而且每人每年买衣服要花300文，总共1500文，每家每年还得倒贴450文，另外看病花销和官员敛财等问题还没考虑进去。农民生活困苦主要原因就是荒年吃不饱粮价高地吓人，丰年的时候多收了三五斗又被中间商盘剥了，所以李悝制定了平籴法。“平籴法”是管仲农业改革和范蠡“平粜法”的升级版，理论依据是计然（范蠡的老师）的经济学著作（计然曾指出每石粮食的价格在20～90之间波动，如果20则会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果90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甚至影响市场经济，政府应该使粮价控制在30～80之间），主要是为了打击中间商，但分类更科学了。

李悝进一步指出如果粮食价格过低伤农的话国家就会贫困，如果粮食价格过高损害到所有消费者利益，百姓就会逃到别国去，人口一减少兵员就减少了，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就无人保卫，甚至灭亡。因此“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熟（600石）、中熟（450石）、下熟（300石）三个等级，灾年分为小饥（100石）、中饥（70石）和大饥（30石）三个等级，收购粮食要根据年景来决定。上熟时国家收购多余的三倍囤积，中熟收购多余的两倍粮食，下熟收购多余的一倍粮食，小饥之年政府就出售下熟之年的存粮，中饥之年就抛售中熟之年的存粮，大饥之年就售出上熟年景买来的粮食，这样粮价就稳定了，粮价一稳所有的物价都稳了，百姓灾年也能安居乐业，好年景时农民也免于被盘剥，积极性自然就高了，种田会更卖力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都富足了魏国也就富强了。

另外李悝还重视法制建设，在晋国刑鼎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法经》六篇，后来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如果说郑刑书、晋刑鼎是电脑汇编语言，那《法经》就是电脑C语言。魏国正是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才得以保障改革成果，而改革又使魏国具备了称霸的物质条件。

对人才越重视的国家发展就越快，日不落帝国就是率先提出专利政策的，同样魏文侯对人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吸纳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西门豹、乐羊、李悝、吴起、屈侯鲋等一大批人才来为魏国效力，这些人才中有归国华侨（子夏、段干木），有外国人（田子方、李悝、吴起），有布衣（乐羊、吴起），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