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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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李世民这样自身能力超强的皇帝，也需要时不时与大臣们妥协。

这一次，李世民选择了妥协，因为他看到大臣们尽管明确反对的不多，但支持的几乎没有，默不作声的潜台词其实是反对，因为他们都在维护着一个东西：礼法。

礼法就是一张网，看似若隐若现，却无处不在；礼法是风车，而李世民就是堂吉诃德。



贞观十六年到贞观十七年，这两年是李世民与礼法这架风车作战的两年。他曾经藐视过这架风车，所以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他做下了惊天之举。然而事隔十六年，李世民发现，他不能再藐视这架风车了，因为他的位置已经在十六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六年前，他只是一名亲王，为了皇位他可以挑战风车；

十六年后，他已经是在位十几年的皇帝，身为皇帝，他需要尊重这架风车。如果连皇帝都不尊重礼法，那礼法还会存在吗？那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

李世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尊重礼法，让嫡子正常传承；一方面他又想平等竞争，让更优秀的皇子继位。然而这注定是个两难的命题，没有最佳答案。

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呢？或许只能先从自身做起。

贞观十六年六月六日，李世民下诏恢复息王李建成皇太子称号，海陵王李元吉改封巢王。这是时隔十六年后李世民对兄长和弟弟的追封，对建成和元吉而言毫无意义，毕竟他们不能从墓地里爬出来“谢主隆恩”。

追封是给死人的，慰藉的是活人的心。想想十六年前的你死我活，李世民的心中也充满了煎熬。尽管十六年来他一直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江山社稷，然而轮到自己的皇位传承，他发现自己十六年来的自我安慰竟是那样的苍白。

皇权面前没有父子，遑论兄弟。然而你们毕竟是兄弟，流着同样血液的兄弟，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而现在又轮到了李承乾和李泰。

何苦呢？何必呢？



矛盾中的李世民依然找不到答案，他决定继续试探。这一年的六月二十日，李世民下诏：从今天开始太子所用的东西和钱财，有关部门不要限制。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皇帝给太子的礼物吗？太子李承乾说，是。然而太子左庶子张玄素说，不是。

这不是礼物，这是一个局，一个布满机关的局，一个决定李承乾储君地位的局，遗憾的是，李承乾没有智商，地球人都看出来了，而他偏偏没看出来。

两个月后，李承乾动用国库已经超过七万钱，算是过足了为所欲为的瘾。此时的李承乾如同坐在一堆柴火上，柴火的下面已经火星四溅，然而李承乾还在告诉自己，我很好，我很好。

很好，很好，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爹把你放在火上烤！

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又忍不住了，又一次上书劝谏，劝谏书的结尾张玄素写道“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这一次李承乾没有无动于衷，而是有了很大的反应。据《旧唐书张玄素列传》记载，李承乾一度想派杀手行刺张玄素，而《资治通鉴》则记载，李承乾派人用马鞭抽打了张玄素一顿，总之李承乾很生气。



生气的李承乾继续着自己的堕落，而充满生机的李泰却从没有停止自己的私下活动。

从编撰《括地志》开始，李泰就开始用心招揽文人志士，注意与朝中大臣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李泰开始培养自己的心腹，这个心腹名单包括柴令武（柴绍的儿子）、房遗爱（房玄龄的儿子）等二十几人。在这期间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先后进入魏王府管理日常事务，这两个人又成了李泰与朝中文武百官沟通的桥梁。

古往今来，沟通都不是单单用嘴说，而是要讲究手里有货。韦挺和杜楚客的手里都是有货的，他们的“沟通”都是货真价实，真金白银的。

在李泰笼络百官的同时，其实李承乾也没闲着，他也派出自己的亲信与百官沟通，钱同样没少花。如此一来，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竞争就成了一场拉人头的战争，而搞笑的是他们用的活动经费都来自皇帝的赏赐，都来自国库。说白了两家都不是大款，而是公款，他俩的竞争就是李世民左手与右手的斗争，究竟谁能胜出，不取决于左手，也不取决于右手，而取决于李世民的内心。



此时的朝中尽管没有明显的分野，但李世民已经分明闻到硝烟的味道，这种味道他太熟悉了，在武德年间他经常闻到。然而现在不同了，他的角色不同了，他是皇帝，他是天下唯一的主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臣子们的派系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毫无意义，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李世民清楚的知道，朝廷大臣中除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魏征、马周等少数重臣外，其他大臣都是心有所属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押宝，猜测继承大统的究竟是李承乾还是李泰，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高悬在长安的上空，它的答案将关系着大唐的未来走向。

这一年八月十四日，李世民与褚遂良有过一次聊天。



李世民说：“现在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是什么？”

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是对太子与诸王名分的确定，立储是大事。”

李世民说：“说的对啊！”



如果说年初李世民回应褚遂良的上书还是虚与委蛇，那么这一次的回应却是真实的。半年来他已经察觉到李泰和李承乾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倘若任由发展，朝中大臣早晚会彻底分成两派，届时自己这个皇帝怎么摆？是加入其中一派，还是充当孤家寡人？

不行。不能任由他们发展下去了。

然而要想阻止太子与亲王的争斗并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关键问题还在于稳定太子的地位，让亲王动无可动。如何稳定太子的地位？那就是给他配备强有力的师傅。

李世民遍阅群臣，最终选定了魏征，这个老杠头抬起杠来连皇帝面子都不给，他的忠心正直别人是没法比的。就选他吧，有他做太子的挡箭牌足以抵挡一阵，至于太子能否真正度过危机，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贞观十六年九月四日，李世民委任魏征为太子太傅。李世民就是要用魏征这个老杠头堵上群臣的嘴：看，皇上让位高权重的老魏给太子压阵了。

对于这个任命，魏征自知责任重大，大病初愈后不久便上书请辞，结果被李世民驳回。李世民说，昔日刘邦险些废掉太子，多亏有商山四皓才避免了废嫡立庶，现在我把你当商山四皓，我知道你还有病在身，没事，躺在病榻上一样能辅佐太子。

如此推心置腹，病重的魏征只能应命。他明知道李承乾可能难堪大任，而皇命在身，明知不可为，也需为之。



在这之后，李世民刻意维护着太子李承乾，并在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日有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表态。

李世民郑重说道：“太子虽然脚有毛病，但并非不能行走，无伤大雅。况且《礼记》有云：嫡子死，立嫡孙，今年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了，我绝对不会以庶子代嫡子，打开祸乱根源！”（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说到，做到，一字之差，万里之别；有的人，说到做到；有的人，说到却做不到。

魏征去世

贞观十七年，多事之年。

这一年正月十七日，老杠头魏征含笑九泉。这个阅历丰富，履历复杂的老臣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他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斗争的一生。他给李密打过工，给窦建德出过力，给李建成出过谋划过策，又在贞观年间以善于进谏名扬天下，名垂青史。后世的人一提到李世民必然会提起魏征，一提起魏征也必然会想起李世民，君臣一时之际遇，堪称千古典范。

在魏征同志病重期间，李世民先后派使者前去探望，派出慰问和送药的使者相望于道，同时李世民还安排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征的家中，一有情况随时报告。

在魏征病重期间，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一同前往魏征家中看望，鼓励他安心养病早日战胜病魔，并且指定衡山公主下嫁魏征的儿子魏叔玉。魏征表示，一定牢记李世民的嘱托，安心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天不假年，病魔还是夺取了魏征的生命。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九品以上者必须参加魏征的葬礼，同时赏赐羽毛仪仗队和军乐仪仗队，陪葬昭陵（李世民百年以后的寝陵）。

然而李世民的安排却遭到了魏征夫人的反对，其妻裴氏说：“魏征一辈子节省惯了。现在他的葬礼却要受到顶级待遇，只怕他死也不会瞑目！”随后将一切赏赐固辞不受，只用篷盖围幛之车载柩而葬。

悲痛中的李世民登上皇家禁苑西楼，望着送葬的队伍流泪哭泣，随后亲自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对魏征思念不已，对侍臣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斯人已逝，音容永存！



古人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未必定论。

魏征的身后定论在李世民的手中遭遇了反复。



魏征定论的反复起因是因为两次推荐。

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因与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诛，与侯君集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了调查，这一调查就调查到已经过世的魏征身上。原来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建议由侯君集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掌管长安的禁卫部队。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世民否决，现在侯君集被诛，魏征这次推荐被当做旧账翻了出来。

如果仅仅推荐侯君集也就罢了，偏偏魏征还有一次推荐。那一次推荐的是杜正伦，遗憾的是，杜正伦因为泄露李世民的话被贬出长安，一路被贬到了越南。

两次推荐，一个被诛，一个被贬，难道是巧合吗？

心胸很大的李世民同样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正直，连续推荐两人都出了事，莫非这两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结党营私？

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时，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递给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惊人，“魏征居然每次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

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魏征沽名钓誉。

魏征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纪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褚遂良都会纪录，这些纪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后，褚遂良也会同样纪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中暴露李世民的若干缺点（没有缺点就无从进谏），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之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

是可忍，孰不可忍！

魏征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盖棺定论被李世民用行动推翻，李世民宣布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同时命人推倒自己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这就是魏征得到的第二次盖棺定论。

第一次盖棺定论是荣耀，第二次盖棺定论是屈辱，那么还会有第三次吗？



两年之后，九泉之下的魏征等来了第三次盖棺定论。

贞观十九年十月，李世民用兵高句丽受到挫败，此时的他又想起了魏征，不由叹息道：“如果魏征还在，他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

叹息之余，李世民派出使节亲临魏征墓前，用少牢（羊一只猪一头）祭奠魏征，同时下令将两年前推倒的墓碑重新树立，从今之后，你依然是群臣典范的魏征。

一次去世，三次盖棺定论，饱经折腾的魏征一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往日辉煌。尽管李世民为魏征重树墓碑，然而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再也没被提起，显然在李世民的心中，魏征这两个字，已经打了折。

世事浮云，魏征带给这个家族无限荣光，同时也带走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一片云彩。

伴君如伴虎，生死不轻松。

风暴之中的李承乾

魏征走了，李世民为李承乾竖起的挡风墙又消失了，此时的李承乾并没有意识到魏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不过走了一个迂腐的老头。实际上，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头，更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墙。

如果魏征健在，李世民还能长时间拿魏征说事，如果有人对李承乾不利，那么职责在身的魏征一定会拼着老命维护李承乾，他，说到做到。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如果，不是结果。没有魏征挡风的李承乾注定要把自己的软肋一一露出，然后在浑浑噩噩中等来致命的一击。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这是李承乾的四大软肋，而不良嗜好恰恰是李承乾作为太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只木桶储存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短板效应。



李承乾的不良嗜好有很多，比如酷爱突厥文化，比如同性恋，比如喜欢列阵厮杀。

酷爱突厥文化放在一般人身上不算不良嗜好，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个儿子酷爱佛教差点直接出家当了和尚。但问题在于，你，李承乾不是一般人，你是大唐的储君，一言一行都需要合乎法度，要有储君的风范，而你，偏偏都没有。



说起来，难以置信，大唐的储君居然喜欢偷民间的牛马。

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李承乾私自命人铸造了高八尺的铜炉，六只脚的大鼎，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呢？煮牛马用的。牛马从哪来呢？不是买来的，也不是自己养的，更不是皇帝赏赐的，而是李承乾安排手下到民间偷来的。

偷来牛马之后，李承乾毫无架子，亲自动手烹饪，然后与手下一起共享。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太子，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突厥人。

除了饮食，李承乾在语言上和服饰上也向突厥看齐，他最喜欢的服饰是突厥服饰，他最喜欢的手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标准：要么是突厥人，要么长的像突厥人。

李承乾把这些类突厥人手下五人分为一个小组，这个五人小组就相当于一个小型迷你突厥部落。这些人一律梳着小辫，身披羊皮，然后一起到草地上放羊。另外李承乾还特别制作了画有五个狼头的大旗以及裁成长方形的幡旗，在树立狼头大旗的地方搭建帐篷，他自己就住在帐篷之中。

这样，服饰、装扮、旗帜全部突厥化，饮食方式也突厥化。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李承乾都会逮几只羊烹煮，然后极其平易近人地抽出佩刀与手下一起分割食用。

酒足饭饱之后，李承乾“导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戏，“现场都注意一下啊，我现在假装是可汗，我挂了，你们现在来参加我的葬礼！要注意你们的表情，预备，开始！”（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

说完“导演”僵卧于地，手下滔滔大哭，骑着马围着导演的“尸体”转圈，并按照突厥的传统，用刀割破自己的脸，以表示对逝去可汗的怀念与尊重。

许久之后，李承乾才从地上跳起来，发表一通感言，说道：“等我拥有天下之后，一定要率数万大军到金城（兰州）以西打猎，然后解开头发打扮成突厥人，去投奔阿史那思摩。假如让我当一将军，肯定不会落于他人之后。”

不愿意当天子，却愿意当突厥的将军，李承乾与明朝那位荒唐的正德皇帝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