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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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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搜索，遭守军拒绝。翌日凌晨2时，日方驻北平使馆武官向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调查。正在交涉时，日军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攻。驻守此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O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陆军部据此方针于6月即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是：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东方面，“原来计划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是：“仍按去年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还将驻北平、天津、山海关等地的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并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为进一步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9日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雾，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11日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日本参谋本部还发布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12日新到任的香月清司中将司令官认为，“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形成。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在华北方面能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当即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怀柔以南之高丽营，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又于20日作出“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的决定。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夺取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
日军完成首先夺取平津的部署后，26日攻占廊坊。同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在27日中午前撤退，否则将采取行动。通牒遭中国军队的拒绝。28日，日军即向平津发起疯狂的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29日、30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组成以寺内寿一郎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调集8个师团继续向华北腹地进攻：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山东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方向进攻。华北处在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在华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蒋介石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并亲任陆、海军总司令。先后将华北、华中、华南划为6个战区（后增至12个战区。调遣100余万军队开赴前线，奋起抗战。在平津、平汉、津浦、京绥等地开展有组织的抵抗。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徐州战役，毙、伤日军两万多，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推行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场上只顾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屡屡丧失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甚至有些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节节败退，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的第2天，我党在通电中提出：“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21日，我党又在《关于目前形势》中重新提出了以上观点。同时建议“统一指挥”，“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主力军”的作战主张。23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领导、建立各战线的统一指挥，积极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再一次明确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口号，他说“民力和军力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胜”，“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为取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后，明确具体地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原则是：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时机给予全线反击，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二、在战役上应采取速战速决的原则；三、作战的原则是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于我军的地理和时机，突然出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建立坚固的防守工事、配置重兵，钳制敌人；五、阵地应避免单独构筑、正面狭小纵深伸长，部队作战采取积极主动，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六、战略战役指挥上，以外线作战歼灭敌人为主；七、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扰乱敌人的部署，分散、疲惫敌人，清除汉奸，运动中消灭敌人。
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时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击，决不能单独防御，为将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收复失地”。“正规军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上，明确提出我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积极防御，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建议。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以及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游击战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方针，曾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在分析中日双方存在着4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3个阶段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说：通过这3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到平到劣。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以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央军委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为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决定》和《红军改编后党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做出《关于新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在分析了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之后，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3点，其中之一是：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内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坚持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决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与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
毛泽东指出：改编后的红军——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的任务是保存与扩大红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完成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开始曾在连队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改编后八路军戴上国民党革命军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有的说：“现在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将来还戴什么帽子？”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很快“造成抗日战争的模范兵团”，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教育。
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下发部队，作为部队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在整训中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讲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观点和立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还讲明改编的重大意义和肩负的重任。同时，针对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对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军、政、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从而对日寇作战做好了思想、技术、战术准备。
●留守根据地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O团、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O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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