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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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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在军法会审处过堂
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农历5月13日是南沟岔镇庙会，我去看热闹，折可达民团出动军警包围了庙会，嚷叫要抓共产党。莫明其妙的抓了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教员，押到戒备森严的区公所，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施用了酷刑。几次三番的折磨，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就谎报到安定县，县长受贿后，对我又压杠子又施火刑，几乎致我于死地。然后又押到这儿。我至今不知犯了什么罪？”
“团丁亲眼看到你贴标语，你还敢强词夺理？”
“那他们就该在我正贴时，当场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时，我正在戏台前看皮影戏。”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要对你从重量刑。”
“事实如我所述，你们可去查证。我怀疑雷治富、折可达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想用几张标语陷害我。”
3个审判官交头接耳一阵后说：“今晚审讯就到这里，下次过堂严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后，曹力如急忙过来了解情况。听完过堂经过后，他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敌人是无孔不入，伺机寻衅，咱们的对策是令他们无隙可乘。他们现在还只是把你当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无法给你定罪。”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宝贵。
第2次开庭是在8月13日晚，审讯室增设了火炉和各种烧得通红的刑具。拉我上堂后不由分说剥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香头烧我还未愈合的伤口。我紧咬着牙：能烧焦我的皮肉，绝烧不死我的心！敌人见此招不灵，只得作罢。
8月24日晚进行第3次审讯。他们换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会判死刑的，你还这么年轻，又当上了教员，前途无量呀。再说你还有老父需供养，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作为教员，就要为人师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谎。我没有犯罪，怎能承认？我被人陷害，可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辞。我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丧失尊严。至于老父，他会为有一个正直勇敢的儿子而骄傲，用不着你们假仁假义。”他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旧创新伤使我浑身溃烂，他们见状不得不推延审讯。直到9月5日晚，进行第4次审讯。大堂正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墨笔砚，要我写“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恶霸地主、人民翻身、共产党”等字样。这显然是要取我的笔迹。我从容地用右手写完，与标语上用左手写的字自然不一样。敌人垂头丧气，宣告审讯结束。
●狱中日月
1933年9月8日，我被转到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该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我来之前，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到我在审讯中的表现，故我被关押到石作奇等人的牢房中后，张资平、冯锦江、杜鸿章、窦绍庭、何佩章（何子玉）、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胡毅民、窦增荣等几十个难友，为我送水送饭、送衣送物、送被送褥，阴森森的牢房里洋溢着暖融融的战友情谊。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如此盛情款待，使我热泪盈眶。
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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