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兵宁死不屈:烈女玉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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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然问：“究竟日本为什么要为什么侵略中国？”静怡说：“这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是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是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这问题说起来话长……”
　　　　静怡打了个哈欠，对静然说：“天不早了，咱们休息吧。”静然兴趣极高，央求姐姐道：“不，姐姐，这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你今晚不说完我怎么能睡得着？”静怡无可奈何道：“好吧，那我就给你慢慢说。”静然给姐姐垫了垫枕头，又给姐姐倒了缸水。
　　　　静怡说：“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看日本的因素，第一个问题是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先说第一个问题。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这有四个因素：第一，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静然问：“日本的武士道是个什么东西？”静怡说“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1868年后的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静然惊讶道：“这样的教育真不可思议。”又问，“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静怡说：“这就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静然道：“怪不得日本鬼子开口闭口效忠天皇。”又问，“与军国主义相关的第三个因素是什么？”静怡说：“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静然道：“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我认识了资本主义。”又问，“与军国主义有关的第四个因素是什么呢？”静怡说：“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静然听得入神，脱口道：“姐姐，你讲得太透彻了，我彻底明白了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那么日本为什么能侵略中国呢？”
　　　　静怡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也即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这一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关，二是与日本的民族特性有关。首先明治维新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静然问：“什么是明治维新呢？”静怡解释道：“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政治上“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颁布宪法　；经济上“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工业企业，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技术；社会上采取“改历”，“易服”，“剪发”等措施　；军事上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军队；文化上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努力改造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确立了国民皆学的方针，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下，掀起了传播启蒙思想的热潮。”
　　　　静然道：“这好比中国的维新变法吧？”静怡道：“中国的维新变法是想学习日本，可惜腐朽的满清政府镇压了它。如果中国变法图强的话，说不定日本就不敢侵略中国了。日本就是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我们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静然说：“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千万不能闭关锁国，必须打开国门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又问，“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怎么与日本的民族特性有关呢？”静怡说：“　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静然问：“日本的民族特性是些什么东西？”静怡说：“这些特性有四点特定的内容。　第一是日本人的团结。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讧，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战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正在实现，惟独有一样不好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目前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再说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再说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静然道：“怪不得他国家那么小却劲头却那么大呀！”　静怡道：“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的抗战就是需要全民族团结，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方针是无比正确的。”静然又问：“日本民族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
　　　　静怡说；“这就是日本人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静然道：“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还真是值得学习。”静怡说：“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是明智之举。孔老夫子早就说要不耻下问，可惜我们的清朝祖宗夜郎自大，最终落后挨打。”静然问：“日本民族的地三个特性是什么？”
　　　　静怡说：“就是日本人的创造性摹仿性。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