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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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为了操纵学生组织，继续扶植自己封的“造反派”头头，康生又给聂元梓写了一张条子：“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组织了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内部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的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根据康生的这张条子，聂元样等人立即组织了所谓“专门从事叛徒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二战斗队”，又名“揪叛徒兵团”。
其活动极为诡秘，人员名单、工作计划、调查报告，都直接请示康生。实际上，这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别动队！“第二战斗队”成立后，立即调查
了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后设法营救出狱
的被国民党关押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工作人员时，又要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于是，中组部和全国各地，也都照此办理起来，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揪叛徒”
的一支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在康生的授意下，当然“成绩辉煌”，到六月七日止，全国揪出“历史上被捕、被俘后自首变节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就达五千二百余名。康生的“被捕叛变论”先推行于他的直属“战斗队”，又推行于全国。凡被捕就叛变，这大半是康生的体验。所以，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过！他既然揪出了这么多“叛徒”，就足以证明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是确实存在的。由假设到求证，这就是康生的公式！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
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
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
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此案才得以平反。
三，四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
康生认为，只批判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满足林彪、江青的要求，于是战斗便向“纵深”发展！什么才是头号敌人？
什么帽子才是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积康生之经验，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于是就把这四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了！怎样扣法呢？只要想得出，就能扣得上，这是康生的拿手戏。
康生采用诱供、逼供办法，制造了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冤。
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康生曾三次派人去强迫安子文同志出来作证。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受派人对安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受派人答：“是”。安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样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此时，安子文同志已被关进监狱。受派人找到安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又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回答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结果又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前夕。来人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再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向押在狱中的人逼“证明”，你写了就“立功”，你不写，你就是叛徒！当时听了复杂，现在看来简单，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康生以“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反动派的勾当！
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
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
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
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
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
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
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