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重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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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敲了一家农户的门，一个男人赶来开门。当他看到蕾艾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目光交会，他立刻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他的眼里满含着泪水，我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蕾艾打量着他，心里可能在想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就能让这位先生哭泣呢。这个男人转过身，喊着他妻子的名字。在我看到他妻子的那一刹那，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她和蕾艾是那么像。蕾艾简直就是她母亲的一个缩小版。你曾凝视过春天的大自然吗，斯迪曼先生？我们有时竟会怀疑冬天仿佛从未存在过。这个女人的脸庞是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脸庞中最纠结的。她跪在蕾艾面前，浑身颤抖，向孩子伸出手去，生命中最不可摧毁的力量令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蕾艾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点儿都不犹豫，就向她的母亲迈出了一大步。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母亲的脸庞上，抚摸着她的脸颊，好像想认出那个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模样。然后她用双手抱住了她母亲的脖子。

　　　　“这个女人是如此瘦弱，但她一把将她的女儿从地上抱起，让女儿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子。她哭泣着吻着她的孩子。这时她的丈夫也慢慢走过来，张开双臂将她们一同搂进自己的怀里。

　　　　“我在那里和他们待了七天，在这七天之中蕾艾有了两个父亲。在这短短的一周中，我慢慢让蕾艾明白现在她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中，她的生活应该是属于那里的。我向她保证我还会回来看她的，以后有一天她也可以飞跃重洋来美国看我们……这是一个虔诚的谎言，但是我实在无法想出别的方法，我已用尽全力。

　　　　“我们的向导也是我们的翻译，他明白我的处境，我们两人曾聊过许久。第六天的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蕾艾的父亲走近我的床边，他邀请我跟他走。于是我们走出家门，来到外面，天气很冷，他为我披上一块毯子，然后我们坐在房前的台阶上，他将一支烟递给我。我不抽烟，但那个晚上，我接受了。我希望烟草的味道能让我忘却心中的痛苦。第二天，我们和向导商量好下午就走，就在蕾艾睡午觉的时候。我没法儿和她当面说再见。

　　　　“午饭之后，我最后一次送她上床睡午觉，我对她说了许多爱意满满的话，告诉她我要去旅行了，告诉她她会很幸福的，告诉她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她在我怀中睡着了，我最后一次吻了吻她的前额，闻闻她身上的气味，这气味是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然后，我就动身离开了。”

　　　　约翰·卡佩塔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将它折好，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讲他的故事。

　　　　“在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曾给波琳娜留下一封长信，在信里我把自己想做的一切都向她坦白了，我对她说由于我们意见不一致，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做。我告诉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这次艰难的考验。我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她想想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怎样的未来等待着我们。难道我们就可以看着我们的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慢慢长大，天天害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吗？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世之谜的。而那些弄不明白的人则会终生受到这个问题的折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们又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告诉她我们其实一直知道如何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告诉她我们是导致她骨肉分离的间接帮凶？告诉她我们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爱她？我们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那时她必然彻底和我们断绝关系，而她再想和她真正的亲人相认已为时太晚。

　　　　“我在信里告诉我的妻子，我们收养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等她长大成人后再一次成为孤儿的。

　　　　“我的妻子非常疼爱我们的女儿，对她视如己出。这种爱意并非出自基因的联系。那时她们只分离过一次，就是当波琳娜带山姆去乌拉圭的时候。

　　　　“您可能会觉得我就这样将她们粗暴地分开，实在是君子不齿的行为。但是，斯迪曼先生，就在蕾艾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她的口中一直重复着一个词，那时我们以为这只是婴儿口齿不清的呢喃而已。她整天一边望着门，一边哭喊。等我后来向我的同事询问时才明白，她每天哭喊的那个词就是“妈妈”的意思。蕾艾喊了几周她的母亲，而我们根本不明白。

　　　　“我们和她一同生活了两年，也许等到她七八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一点儿也有可能，她会将我们彻底从她的记忆中抹去。而我，即使我能活到百岁，我也不会忘记她的面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仍会记得她的音容，我仍闻得到她圆乎乎脸庞的味道。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并不是我的孩子。

　　　　“等我回到家时，我发现整个公寓都空了。波琳娜只留下了我们的床、餐桌和一把椅子。一件玩具都没有留在山姆的房中。而在餐桌上，就在我留下信请求她原谅的位置上，她用红墨水写下了‘永远不会’。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离开了美国，不知道她是否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了乌拉圭，或者她只是搬到了美国的另一个城市。”

　　　　三个男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你去警察局问过吗？”皮勒格问道。

　　　　“问什么？告诉他们我带走了我们的女儿，而我妻子为了报复我则带走了我们的儿子？然后请求警察逮捕她？再等警察找到她后，让法官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儿子送去寄养家庭，让他等待关于他未来命运的判决？不，我不会这样做的，每人都有自己应承受的痛苦。你瞧，斯迪曼先生，绝望有时会转化为怒气。我毁了你的车、我的家庭，还有我的生活。”

　　　　“我很抱歉，卡佩塔先生。”

　　　　“你现在当然会感到抱歉，因为此刻的你正为我的痛苦而深感同情，但是，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对自己说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做你分内的事，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骄傲。你的确报道了真相，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斯迪曼先生。”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在你的报道中，你写到有五百个美国家庭，也许甚至可能是一千个美国家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这桩案件。在你发表你的报道前，你可曾考虑过这可能会导致它们陷入怎样不幸的悲剧吗？”

　　　　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很想报仇，但是我没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读了起来。

　　　　“我永远无法真的杀死某个人。”他边说边放下信纸。

　　　　但当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白了。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安德鲁反问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

　　　　“你得先回答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皮勒格插话道。

　　　　“我认得这个笔迹，”卡佩塔嗫嚅着说，“这是我妻子的笔迹。你还记得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国邮戳吗？我想一张乌拉圭邮票应该挺显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鲁回答说。

　　　　“谢谢你，斯迪曼先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鲁站起身向神学教授告别。当三人走向大门时，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鲁：“斯迪曼先生，刚刚我曾对你说我永远没有办法杀死某个人。”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皮勒格问道。

　　　　“不，但是基于我对波琳娜的了解，我却不能保证她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将她的威胁视若儿戏的。”

　　　　皮勒格和安德鲁走进地铁站。在这个时间点，这是回到报社办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应该承认你可真有办法赢得别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话，他很可能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会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相信我吧，让他认为我是你的保镖显然更有利，尽管这个误会并不是一种恭维。”

　　　　“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吗？”

　　　　“是的，没错。您还想怎么样，时间又无法倒流。”

　　　　“用听写的办法鉴别笔迹，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你觉得警察的工作是随随便便在一张桌角就能完成的吗，斯迪曼？”

　　　　“但你要他写的东西太傻了。”

　　　　“我答应了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们，今晚要为他们下厨。你刚刚说的那些傻乎乎的东西，是我一会儿要用的购物单。这样看就不傻了吧，嗯，记者先生？这位卡佩塔先生现在的思绪太混乱了。你曾考虑过你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吗？”

　　　　“你在做警长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犯过错吗？你难道就没有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调查，而扰乱过一位无辜者的生活吗？”

　　　　“当然是有的。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在我的职业中，是日常的两难选择。是将一个犯了点儿小罪的犯人送入监狱让他在里面度过一生，还是假装没看见，直接写完报告了事？每桩犯罪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梦想着有一发子弹结束生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渴望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但我只是个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经常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吗？”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说下去你可要坐过站了。”

　　　　地铁减慢速度停了下来。安德鲁和警长握了握手，然后下了车。

　　　　13。拉斐尔

　　　　二十四岁的时候，伊莎贝尔已是一个两岁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拉斐尔·桑托，年纪只比她大一点儿，他的职业是记者。这对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区一个寒酸的公寓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和拉斐尔一样，伊莎贝尔学的也是新闻专业；拉斐尔总是对她说自己的文笔比她的要更笃定更细腻，而她呢，则在描述某个人的外貌时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天赋。然而，当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伊莎贝尔却选择放弃她的事业，直到玛利亚·露兹到了能上学的年龄。记者生涯是这对夫妇共同的热情所在，拉斐尔发表每一篇报道前都要念给伊莎贝尔听。每当他们的女儿睡着之后，伊莎贝尔便在厨房餐桌旁坐下来，手里拿着铅笔，修改拉斐尔的稿子。拉斐尔、伊莎贝尔和玛利亚·露兹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但是震动全国的军事独裁政变毁了他们的计划。

　　　　拉斐尔失去了工作。过去雇用他的中间派日报《观点》，尽管在涉及新政权时经常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但还是被取缔了。这件事导致这个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此时仍供职于报社的记者多少都对魏地拉将军的政权表示效忠。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作为左派的庇隆主义5者，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诸如《卡比尔多》或者其他还在出版的报刊上。

　　　　心灵手巧的拉斐尔很快在街区的一家细木工工场找到了新的工作，伊莎贝尔则和她最好的朋友轮流照看孩子，以便腾出时间去理科高中担任学监。

　　　　月末的日子总是不那么好过，但是两人的工资合在一起仍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满足他们的小女儿的所有需要。

　　　　每天当拉斐尔从工场回来后，一家人用完晚餐，他们便在餐桌边坐下。伊莎贝尔做点儿缝缝补补的工作补贴家用，而拉斐尔则记下有关不公正、政府压迫、权力腐败、宗教同谋等种种社会现象，记录下阿根廷人民的忧伤。

　　　　每天上午11点，拉斐尔会借口抽烟离开工场。一个骑车的人停下车问他要一支烟抽。拉斐尔趁着帮他点火的时候，悄悄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文章塞给他。信差将这些违禁文字送去一个破败的工场，那里现在是一处秘密印刷所。就这样拉斐尔为一份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地下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

　　　　拉斐尔和伊莎贝尔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离开阿根廷，移居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每当伊莎贝尔气馁的时候，拉斐尔便从衣橱的小抽屉里取出一个红封面的小本子。他计算着他们的存款，倒数着还有多久就可以离开这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向伊莎贝尔低声一一细数那些城市的名字，就像人们在讲述梦境一般，就这样他们双双睡去，拉斐尔总是先睡着的那个。

　　　　夏初的一天，在晚餐后，小玛利亚·露兹已经入睡，拉斐尔和伊莎贝尔都比往常更早地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伊莎贝尔裸着身子躺在被子下。她的皮肤细腻苍白。拉斐尔担心自己做惯了木匠活的粗糙双手会在抚摸时弄疼她，尽管这肌肤相亲中满是浓情蜜意。

　　　　“我喜欢你这双劳动者的手，”伊莎贝尔在她丈夫耳边呢喃着笑道，“告诉它们紧紧地抱住我。”

　　　　就在拉斐尔和他的妻子做爱之际，有人敲响了他们小公寓的门。

　　　　“别动。”拉斐尔抓过床脚的衬衣说道。

　　　　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拉斐尔害怕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惊醒他们的女儿。

　　　　当他打开大门时，四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一把把他按在了地上。

　　　　其中一人用膝盖抵住拉斐尔的背，另外一个人抓住了受惊的伊莎贝尔的头发。他将伊莎贝尔推到厨房的墙上，用一块抹布绕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再也叫不出声为止。等她的叫喊声一停止，那人就趁机放开她让她能接上呼吸。第三个男人开始快速地搜查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客厅，一只手抱着玛利亚·露兹，另一只手用刀抵住她的喉咙。

　　　　这些男人一言不发地示意拉斐尔和伊莎贝尔穿上衣服，跟他们出去。

　　　　他们将这家人带到一辆小卡车上，玛利亚·露兹被安排坐在前座。

　　　　卡车快速地穿过城市。尽管卡车的前后被隔开，尽管发动机不住地轰鸣着，但拉斐尔和伊莎贝尔仍能听见他们的女儿一路上不住地呼唤着他们。每次当小玛利亚·露兹喊“妈妈”的时候，伊莎贝尔的哽咽都会变得更不可遏制。拉斐尔握住她的手，想让她平静下来，但是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因听到自己孩子的喊声而痛苦的母亲呢？三十分钟后卡车终于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一处方形广场上。有人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拖下车，当拉斐尔想回头看看他的女儿时，头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伊莎贝尔试图跑回去，其中一个男人猛地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回来。他们被带到一栋围绕着小广场的房子里。

　　　　伊莎贝尔最后一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