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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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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
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
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
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
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
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
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
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
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
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
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
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
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
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
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
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
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
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
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
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
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
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连”。在毛泽东的号
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的全国范
围“大串连”。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
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
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
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第四章
批判刘、邓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
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
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
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是毛泽东却
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
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
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
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
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
“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
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
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
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
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
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
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
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
名。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
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
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
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
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
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
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虽然为了去除阻力，毛泽东再次批判刘、邓，但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
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说刘、邓二人是搞
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
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
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
有原因。”他还预言，“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
间。”就是说，这次运动，搞个一年或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使命，圆满结束。对此，毛泽东似
乎相当自信。不幸的是，事实最终证明，他错了。
在23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
刘少奇的检查，是经毛泽东审阅而后讲的。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文革”五十天以及历
史上的“错误”，没有诿过、敢于负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违心的自责，也已
于事无补。
邓小平的检查也是违心的。他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为了不想让这场批判祸及他
人，极力担当地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
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
负担。”
邓小平的检讨，也曾送毛泽东审阅。22日，毛泽东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
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
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
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大家都知道，“文革”以来，毛泽东对刘、邓的气是很大的。不过，看了他的批示，不
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记得那句“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
吗？”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
到了此时，我们都知道父亲犯了错误，也关心父亲的政治命运。那个时候，二姐邓楠正
在外地串联，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回来后，邓楠经常晚上偷偷跑到妈妈卧室，钻到被窝里，
和妈妈两人用被子紧紧地蒙着头说悄悄话。妈妈给她讲父亲的历史、讲“文革”爆发以前父
亲在中央的工作，讲父亲与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妈妈是要告诉儿女们，父亲是清白的，
没有问题。父亲从来不谈自己，我们虽然爱父亲，但并不知道他的历史，也不知道在历史
上、在工作中，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们像妈妈一样坚信，我们的父亲没
有问题。我们甚至还都简单地认为，毛主席是对事不对人，只是要批判“文革”中的“错
误”，处分也最多是降级降职，而没有估计到父亲会被完全打倒。
会也开过了，检讨也作过了，我们想法单纯地期盼着一个了结。彭、罗、陆、杨事件的
出现，“文革”混乱局面的形成，虽然足以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心理上的惶惶然，但包括
父亲在内，全党，或者说绝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对以后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式的连锁反
应，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了，但批判并没有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结束。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邓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
也在北大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所列罪名，有大
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听到风声后，我们心中不无紧张。两个姐姐和我，三人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单位和学校，
到处去看大字报。我们想看看，大字报中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的父亲究竟有什么问题。看来
看去，除了“文革”中所犯“错误”外，其他的“问题”似乎都还不那么严重，最多是对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跟得不紧。特别让人感到放心的是，父亲没有“历史问
题”。但是，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批判还没有结束，这一
点，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唯一让我们心觉安慰的，是在这样挖空心思、刨根寻底的揭批中，
没有能够置父亲于死地的大问题。
秋来了，天渐渐凉了。风扫寰宇，落叶纷飞，天地间一片肃杀。
到了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
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自
己的政治命运，父亲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
父亲“犯错误”，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不理解。一次，大姐邓林问父亲：“我们应该怎样
认识运动？”此时，父亲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考虑。”父亲犯错误，
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分别在各自的学校作检查和受批判，有的还被关了起来，限制了
人身自由。批判能不能结束，何时结束，进一步将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心中全然无数。
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
罗、陆、杨一样地彻底打倒。而且，对刘、邓两人，他正在考虑着进行有区别的处理。
对于刘少奇，毛泽东既已改选林彪作为接班人，那么原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是肯定要
去掉的，只是处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
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
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
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
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
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
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林彪谈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
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
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
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
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
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毛泽东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
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
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
同日，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
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
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
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
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
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毛泽东，以其无边的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
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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