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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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
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
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奶奶特别会做饭，
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
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
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
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
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
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
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
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
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
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
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
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
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
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
妹妹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数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楚在
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
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
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
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
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
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
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
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有奶奶管理日常生活，姐姐管理钱物，我和飞飞虽已十六七岁，却还不用为生计操心，
整日在家就是看书。那时候外面乱得厉害，我们一搬到这儿来，远远近近都知道邓小平的
“狗崽子”住在这里，我们出门在外，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也是为人指点数落。由于
厌恶世事，我们没事儿就呆在家里，不愿出去。这倒也好，呆在家里静下心来正好可以看
书，只要能找到的能借到的，不管什么都看。那一阵子，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学校不上课，
我们自己从书本上学。飞飞“文革”开始时上初中二年级，他偏科数理化，这时正好把初中
课程自修完成，而后又开始看高中的书。他还十分爱学下围棋，经常把塑料棋盘放在床上，
抱本棋谱，一边看一边摆一边学，偶有心得，还会小小地自鸣得意一下。我呢，则是喜文不
喜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有什么看什么，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的瀚海。真是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方壶斋这个小天地里，有奶奶的照顾，有哥哥姐
姐们的关爱，再穷再苦我们都不怕。我们唯一的心愿，只是想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的“黑”
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
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
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他们来了，来了就是一顿喊口号和大批判，让我们这些“狗
崽子”站在那儿低着头听。他们来了，来了就对年近七十的奶奶辱骂和吼叫，还动手推搡。
他们来了，来了就是抄家，翻箱倒柜，随手把东西扔得一地都是，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造
反精神”。他们来了，来了就贴上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打碎了玻璃，然后喊着口号扬长
而去。一开始，造反派一来，我们常常会气得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和他们争辩。有一次，看
着他们的狂妄和野蛮，飞飞气得直发抖，让他们把扔到地下的东西拣起来。“黑帮”的“狗
崽子”居然胆敢对抗！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一下子冲上来就要打飞飞，飞飞也涨红了脸要和
他们拼。我看着着急，立刻抱紧了飞飞，大声哭叫起来。造反派看见外面有邻居围观，口中
骂骂咧咧，总算没有出手。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避免了一场灾难，不然飞飞会被他们活活
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
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
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
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无休无止
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家人，是最黑最
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
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
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967年的秋天，同往年一样地来了，又同往年一样地走了。春去秋来，秋去冬来。大自
然的脚步总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自然界有其固定的法则，而且这种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自然界都有规律规则，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类社会，却没有规律规则，没有应该
遵循、哪怕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呢？人类社会，难道就应该这样的随意和无序吗？难道就应该
这样充满混乱和纷争吗？为什么好端端的太平日子不过，偏有人喜欢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动
乱？为什么人的命运，在动乱的洪流中显得这样的脆弱和无价值？为什么人类一直信奉和大
讲特讲的正义、人道、公平和尊严，瞬间即可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人类社会为自己所定下的
信条和公理，竟会是这样的苍白和无力？

在方壶斋黑暗的小屋里，冬日的阳光顺着近在咫尺的高高的后墙透进一线光亮，呼啸的
北风打着尖哨声从破旧的木窗中吹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紧紧地围坐在小煤炉
旁。我看书，飞飞学做无线电，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着补着。炉中的煤球烧得红
红的，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在静谧中轻轻地发出口兹口兹的声音。这个小煤炉，以它能发出的
最大的热量，给我们带来这漠漠人世间仅有的温暖。

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1968年也就这样地来临了。

冬天，是漫长的。冬天，是寒冷的。天寒天冷，人的心更冷。人们盼望冬天快快过去，
盼着春天早点来临。

春来了，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那是早春，那是北方的早春。凛冽的北风虽已过去，
但草还没绿，芽还未发，天地之间仍是一片萧索，料峭的春寒，依旧浸人心底。　


第九章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
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
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
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
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和林
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
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
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
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
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
“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
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
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
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
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
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
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
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
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
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
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
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
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
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
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文革”，
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年十八岁时投身革
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
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
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
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
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
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
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
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
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
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
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
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
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
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
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
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
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
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
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
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
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
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
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
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
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
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
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
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