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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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
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
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
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
“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邓专案组”埋头苦干，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编了一份邓“罪行”的“综合报
告”。7月25日，他们全体到人大会堂东大厅，专门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作详细汇报。康生作了指示，说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
法宪说邓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
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
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
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
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足。他们
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
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
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
问题，要求邓“补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
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汪则批示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用政治部之名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
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
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
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
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
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
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
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
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
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
坏，就有可能是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
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
理。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
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办”、
“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
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个研究所管十五个对象
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但吴法宪却不满
足，说：“邓小平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对“一
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将刘少奇定为党
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的“问题”被
认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弄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邓小平的“问题”还是“现行”的。他的“历史问
题”，实在是“隐藏”得太深啦。　


第十章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目
的，是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究竟文化大革
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接着，他明确地回答：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
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再一次用他的不可动摇，捍卫着他所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江青各率其属下“文革”大员，组织围攻参加所谓“二月逆流”
的老同志，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及“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罪名，迫使老同志们一次
又一次地交待和检讨。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
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
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邓小平党内外
一切职务实际上被撤销。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毛泽东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然不满
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毛泽东
仍旧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
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毛泽东有他的顽强，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执。他一旦下决心作出的决定，任凭何人均
不能动摇。这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在畸形时代召开的畸形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和
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
被定为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数不足党章
规定的能够通过任何决议的半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才算刚过半数。参加此
次会议的非正式成员，竟占与会总人数的一半还多，并与正式中央委员一样享有表决权。更
为奇怪的是，后来发现参加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此已两年有余，闹也算闹够了，乱也算乱透了，反也造
了，命也革了，权也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不很清楚。开始时，
他说“文革”需要一年。后来又说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
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结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毛泽东是有所设想的。但是，“文革”发展到了此时，早已从毛泽
东设计发动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个运动，也早已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不可控
制。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已经产生。派性、武斗、争权、夺位，不但一样都没有消
失，而且还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区方壶斋的那两间小屋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为命，似
乎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姐邓林本来因父亲的“问题”被管制和批判，不能随便回家。这时
学校中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没人管这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了，她
就趁机得便在周末回家。哥哥朴方和二姐邓楠平时住在学校，此时也因学校内造反派之间斗
得不亦乐乎而得以“漏网”一下。特别是邓楠，只要是周末，就尽量溜回家来。

1968年3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始的，校
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之间杀声震天。大
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
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场恐怖事
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校园。回家后，她
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
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
做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家人，算
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全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孤单，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奶、朴方
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一个表姐也在北京
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
面，倒也觉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
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
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
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
远远地拿跳棋子儿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
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件”。一
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
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
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
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来。我神
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la！”她一听，以为是
“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

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以备
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但她记性特
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葛朗台”———也就
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
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
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在家
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板，给飞飞做了个
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补习功课。“文革”开始
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
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
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
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
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
个清楚。记得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
林彪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革”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他
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他逃脱造
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监视了，长期处于压
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
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
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
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没有想
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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