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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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打断其讲话的方法硬逼他讲出来，这几乎就象一位牙医生拔牙一样。”这几个人和其他发言者——艾德礼、艾登、黑登·格斯特、弗农·巴特利特和赖利——一致要求有一个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作为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础。道尔顿提到了那个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害怕俄国而产生的问题，并建议这一问题可在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的联盟机构内加以解决。艾登接过了丘吉尔在4月3日提出的观点：“半途而废显然就是自杀。到那时我们将两头落空。”道尔顿向正要结束辩论的西蒙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政府对于这样一个三国联盟在原则上有什么反对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政府让时间流逝而不提出这一建议；或者政府是否将告诉我们，它已提出过这一建议，但被俄国人拒绝了？”当西蒙发言时，道尔顿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问题来打断西蒙的话，从而得到这样的回答：“虽然我不能说那个特定的建议已提出过，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认为，政府对于任何这种建议在原则上是不会加以反对的。”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强有力地一再被提出来的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对于3月15日到30日之间的内阁议事似乎没有发生过影响，或者至少未发生过压倒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3月15日结束辩论的时候，西蒙回答了反对党议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国行动的建议，他曾三度明确反对这样的意见，即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决定是否”英国的人民“应当卷入战争”，保证“本国抽象地并在对情况茫无所知时参加一场可怕的现代战争”，和因此“使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运用听命于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智”。然而内阁（西蒙是一位阁员）在3月30日正好是这样做了。它在东欧承担了义务，而在这一地区上面，英国传统上害怕介入欧洲大陆纠纷的心理恰好是迄今为止表现得最为厉害；而内阁选作接受英国这一史无前例的保证的东欧国家又是波兰，它的“不智”自从它于1919年复兴以来就一直是明显的，而且正象劳57合—乔治所指出的，如果发生德国进攻波兰，那么英国在物质上是无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苏联也是抗击德国侵略同盟的一个成员。辛克莱于4月3日指出，西蒙3月15日提出的方针同政府30日的行动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此之前，首相本人在这同一次辩论中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其措词之强调则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在这方面，象星期五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那样（即3月31日，在下院），离开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如此之远，以致在英国政策中构成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不祥之兆，因此我认为可以有把握他说，当要写历史书籍时，它将占有自己的一章。……在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它的确构成了一个新的点——我要说是一个新的时代。自从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在没有达成英俄协定的情况下向德国提出挑战过去了九个星期之后，下院在5月19日又再度公开讨论英俄关系问题。这一回，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已经严重地而且危险地耽误了事。我不能想象有一个政府会冒本届政府在同一些大国谈判中所冒的那种风险，这种谈判不是走向达成协议，而是不能达成协议，这些大国对我们的援助则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我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艾德礼、丘吉尔和艾登相继试图要政府说明，它为什么不肯同意苏联政府于1939年4月17日提出的成立英—法—俄联盟的建议，这一建议乃是作为代替英国政府如下的一项建议而提出的：苏联应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单方面的保证，以便同这两个国家已从英国和法国得到的保证平行。艾德礼在清晰地剖明了这两个建议的区别之后，指出了俄国提出的行动计划的优点。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会认为，防止战争的最好希望是在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联合，以此作为一个世界反侵略联盟的核心，这个联盟是如此的坚强，因而这不是一个赢得一场战争的问题，而是防止一场战争爆发的问题。我相信多数人民会同意，时间已所剩无几了。在这次辩论中艾登也阐明了这同一论点：我确信——我从未对下院隐瞒过这一确信——如果在我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对和平事业有很大帮助。这一安排愈是快，愈是完善，愈是广泛，58就愈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我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俄国，我并且相信这将有利于欧洲，有利于维护和平。……打一个军事比喻，我们似乎已经做了的事是在东欧占领一条前哨线。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巩固这条前哨线后面的主要战线。我设想政府也持有这一观点。除非政府确实也持有这种观点，很难相信它会承担起这些重大的责任。如果你要建立一支成慑力量，那么不去竭尽全力建立一支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就是非常愚蠢的了。首相上次在艾伯特厅演说时讲到他同布卢姆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布卢姆先生说，根据他的看法，导致战争爆发的最大危险，是某些政府——我们不妨点它们的名，那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我们所抱决心的严肃认真性仍旧心中怀疑。我完全同意布卢姆先生的见解。这个国家肯定再没有比实行以下这两项措施更能有效地使那两个政府不再怀疑了：一方面实行强制的国民兵役制，另一方面向俄国达成协议。艾登还提出了这样的有力论点：“毕竟法国有了它自己同俄国的协议。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违反和平阵线的。”在这场辩论中，最为猛烈的抨击是由丘吉尔提出的：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听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经过许多星期的谈判之后，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间，目前却仍是一个彻底的但局。……这里有一个提议，一个公正的提议，一个我认为是比政府自己想去获得的条件更好的提议；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接和更为有效的提议。不要让它被束之高阁而终于成为泡影。我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严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记在头脑中。没有任何有效的东方防线，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保卫我们在西方的利益，而离开俄国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东方防线。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经长时期地忽略了我们的防务，已经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意味着的一切，已经使我们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未检查在技术方百的困难，现在又排斥并摒弃了必不可少的俄国的援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导我们陷入一场最糟糕的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辜负了同胞们所寄予的信任，我还要加一句，就是辜负了同胞们对它的宽大。这些恳切的请求并没有从首相那里引出人们所要求的解释。首相所能说的只是：苏联直接参与这件事，可能未必完全符合某些国家的愿59望，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或者是代表着它们，才在进行那些协商。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国家能够通力合作，我们不愿在它们之间有任何分裂。……如果为了追求一个国家的合作，使得另一个国家不自在和不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那个政策就不会取得成功。当辛克莱要求首相向下院说明，政府是在哪些方面反对俄国政府的建议时，首相露出困窘为难的固执态度。他说：“我不准备走得比我已走的更远一点。……我必须谨慎地行走。……我们不是只关切俄国政府。我们还有其他政府要考虑。……我不准备走得更远一点。……不要过分地逼迫我们泄露那产生麻烦的确切所在。”这一消极的答复引起辛克莱一阵刻薄的评论：我希望我能够转达出……国外所有政党的人士和所有赞助和平与正义的友人们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对待俄国的态度所感到的无限惊异和深刻失望的印象。今天下午我们没有从首相那里得到关于英王陛下政府拒绝接受俄国的建议一事的答辩；首相宁愿不去说明那些原因。然而，就在首相公开宣称不敢去涉及的地方，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在辩论结束以前突然冲了进去。根据亨利·雷克斯（东南埃塞克斯选出的议员）的看法，反对英—法—俄联盟的理由，是害怕它会疏远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梵蒂冈、南斯拉夫、国家主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你发现你自己同俄国、法国和英国处在一个军事同盟中，而你在爱好和平国家中的一些小朋友们却纷纷向左右两方离去。”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伯伦及其同僚在将捷克斯洛伐克牺牲给德国之后，现在决定不再当一个大国压制另一个小国的赞同派了，不管这个大国仍是德国，或者这一次是俄国。但是不愿意将一些小国牺牲给俄国是一回事，不愿意为了同俄国结成防御同盟而使这些小国不高兴又是一回事，两者毕竟不同。因此，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所抱60的态度，使得劳合—乔治在5月19日的同一次辩论中对他们的偏见的指责显得更加可信了。（劳合乔治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如果可能就不要俄国参加。俄国在几个月之前就表示愿意参加进来。而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对这份强大的礼物一直是吹毛求疵。……有着一项诽谤俄国军队、俄国资源、俄国能力、俄咽领导的运动——一项经常的诽谤运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俄国在工业上和军事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俄国人主动提议如果他们获得同等待遇，就将这一切置于盟国管辖之下。……为什么这没有做到？……这种政治上的势利行为有什么好处？……同这相比，局势是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不下决心，而且毫不延迟地下决心，让我们就按照对待法国的条件来和俄国妥协？直到张伯伦政府倒台和紧接着的法国陷落为止，这一不幸的国内争吵一直在不断地削弱英国的力量。
　



第二编西方国家试图组织对轴心国进一步侵略的抵抗第一章61西方国家对1939年3月15日事件的立即反应英法政府对德国1939年3月15日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惊慌失措的反应，在前面一章已经作了叙述。在伦敦，当获悉德国人突然袭击的消息时，起初并无迹象表明政府会在其后几天内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张伯伦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声明是克制的和谨慎的，虽然他的确宣布推迟原打算在那个周未赴柏林进行贸易问题谈判的贸易大臣和海外贸易大臣对德国的访问。不过，就在那天下午，德国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出于他自己的清求，访问了哈利法克斯，告诉他德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和它希望这“将会导致一项和解和重新建立秩序”。哈利法克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英国政府对德国这次突然袭击的愤怒心情。他告诉迪克森说：这是“对慕尼黑协定的精神的绝对违反”。紧接着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曾经公开他说他不再有领土野心了”，而他目前行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人觉得德国政府的保证有多大价值了”。人们将会得出结论：德国政府“在谋求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就可以凭借武力统治欧洲，如果可能，就统治世界”。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目标又将是什么呢。哈利法克斯“能够完全理解希特勒元首对不流血胜利的爱好，但是短期内他将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一种并非是不流血的局面”。62在巴黎，外交部长乔治·博内15日在议会中受到他的政策的批评者的强烈攻击，特别是德凯里利斯和赖伐尔，在他的答辩中，他竭力缩小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意义。博内在同一天向德国大使冯·韦尔奇克伯爵正式抗议这次突然袭击，并宣布法国政府不承认德国对捷克领土的吞并；16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夏尔·科尔班拜访英国外交部，极力强调英法两国在柏林一致进行抗议的重要性。法国人认为，不加抗议地接受既成事实将使两国政府受到不守信义的责难，因为慕尼黑协定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个协定在国际担保下将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完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被迫签订的协定并不能“被用来免除英法两国道义上的责任”。经验证明，对德国人一项既成事实的外交抗议并不具有威慑作用，而对最近这次侵略行为的抗议也许甚至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因为它加强了纳粹的信念：他们需要担心的只是西方国家的口头反应。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拒绝与法国政府一起把它们对德国行动的不同意写入记录。然而，在英法抗议于3月18日在柏林递交之前，英法国内有迹象显示，由于3月15日的事件和它所暴露的德国的目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意见已受到深刻的激动，并且这一次已认识到对德国讲些坚定的语言是不够的。3月17日给英法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和罗贝尔·库隆德勒发了指示，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并宣布他们的政府拒绝承认德国的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造成的新的局势的合法性。英国大使在递交抗议63之后就被召回伦敦向政府报告（那就是说，他的被召回并没有使政府在与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问题上承担责任）。法国大使同样也被召回，虽然在巴黎人们有点怀疑这一步做法是否明智。l7日晚上张伯伦在伯明翰作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发出的调子与他二天前在议会中的声明完全不同，他直率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击，或者是不是……朝着试图以武力统治世界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在巴黎，3月17日早晨，内阁同意达拉第的建议，鉴于需要为战争作好准备，应向议会要求给予政府在一定期间广泛的特别权力；这个请求在那一天晚些时候在议会的财政委员会以二十六票对十七票通过。在这一天和下一天的议会辩论中（结果同意给予政府所要求的权力），博内又受到他的批评者们的猛烈攻击，达拉第警告他的听众，现在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国家的安全，他重复了1月26日他在议会讲话中说过的那句话，意思是他不会向暴力或狡诈放弃法国的任何一项权利或者一英亩法国领土。3月18日，亨德森和库隆德勒在柏林亲自到外交部递交他们的政府对最近几天事件的正式书面抗议，抗议声称这些事件为“完全抛弃慕尼黑协定和否定这个协定的缔约各方必须为和平解决而相互合作的精神”。他们分别得到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接见，据亨德森报告说，魏茨泽克显然由于希特勒对抗议的反应而感到惊恐，他恳求亨德森劝英国政府撤销他们的抗议。魏茨泽克也作了尝试劝说库隆德勒撤销法国的抗议照会。他提到，在1938年12月6日法德宣言签字时，据他说，博内曾向德国64外长里宾特洛甫作过口头保证，“按照这个保证，将来将不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巴黎和柏林之间交换意见的主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在12月6日的条约上签字”。库隆德勒回答说，不论在宣言本身中还是在随同它一起的广播声明中都没有法国政府将终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关心的任何保证的痕迹。魏茨泽克最后同意，虽然极为勉强，接受了这两份抗议，“就好象（它们）是由邮局寄来的”。苏联政府在同一天（3月18日）送交德国政府一份书面抗议，宣布他们不能“承认把捷克并入德意志帝国或者，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吞并斯洛伐克是合法的，是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正义的，或者是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的”。美国的舆论由于3月15日事件而受到深刻的震动，美国政府以一系列的步骤表示他们的不同意，从3月17日总统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