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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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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分配抓人的数字，这同反右派时下达指标一样更是厉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积极跃进，相比之下总有懒些的或者体质弱些的，总有对吃地瓜藤子、住地窝棚表示不满，发几句牢骚的。虽然干部明知他们不是坏人，也够不上「消极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内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便只好将他们抓去充数。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从炼钢炉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谁敢从找矿的山上下来去收庄稼？收不上粮食大家都没饭吃，对大跃进「消极」却是一个人倒霉、一家子受罪。这样，农民们也就听任干部们胡搞，听任农作物在田里烂掉，甚至服从干部的指挥，将好端端的粮食毁掉、烧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如甘肃省通渭县六月间调了二万三千民工去修水利工程，一万三千赴外县炼钢，共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月，调五万劳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调二万五千人继续此工程，六万余人「深翻土地」。结果到地里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妇幼，大量稻子烂在地里或冻坏在地里，连该下种的冬小麦也误了农时没有种够。过了一年，该县饿死、外跑十多万人，这是后话。
其实，即使是干部也明白糟塌粮食要受报应，来年断粮，他们的官也不好当。但是他们人在江湖，没勇气去制止那暴殄天物的罪行。譬如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地处关外（长城以北），过了重阳地就冻上了，由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山上采集铁矿石、砍树、炼钢，结果大部份秋粮都被冻坏、霉烂在地里了。地委第一书记葛启不敢把在山上采集铁矿石和砍伐树木的农民哪怕调一部份回农村，他对人说：「假如我这样做，马上就会落得个『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被撤职查办。这倒也没啥，我本来就不想干了，罢官更好！但来接替我的职务的那位新任地委书记，还是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决定，谁都抗拒不了的！」
尽管人人都怕得「反对大跃进」的罪名，总还是有倒霉的，只是由于农村的社员都是无名之辈，无人将其受害的故事记述下来。幸而在城市里有些人因为在农村中发生的事而受难，从那些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在那疯狂的年月中，正常人是如何倒霉的。
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从部队转到地方机关，年年当模范。大跃进了，党支部召开大会，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他便响应号召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他的心是交出来了，却被鉴定为黑的。攻击大跃进就是攻击党，他因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开除党籍，被送去劳改了。
当时，因「攻击大跃进」而身陷囹圄的不知有多少。作家、《北京日报》编辑从维熙成为右派后被逮捕，在京郊土城收容所等候发配劳改场时便遇到过一位：「他来自清华大学，五九年因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份子的身份进了土城。」在江苏省徐州市，原东北林学院教师李志正化名写了两封致当局的信，抨击大跃进的做法，被查出后，蹲了七年牢房。
正由于说实话的要坐牢，人们便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名演员新凤霞去河北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指挥社员连夜将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嘘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她回到城里，将此事告诉名作家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为何不能说？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于五月间的中央会议上说：「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注７：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是全国各地便竞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处都是在搞新凤霞所见的那种把戏以应付上级。老舍说得一点不差，要是新凤霞公开揭露这种把戏，一定会和上述那位共产党员一样，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她的丈夫吴祖光刚戴著「右派」帽子去了北大荒的劳改营，她若也遭批斗，送去劳改，他们的家就毁了。
老百姓彼此之间还可以说真话，对于当官的则敬而远之，小心翼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绝不说实话。自一九四八年二十六岁起就给毛泽东做秘书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闻说成都郊区的崇义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便于五九年初率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当时那里的农民已经在饿肚子，可是每当田家英问「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丰收不忘节约嘛！」他问了许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位「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说实话。直到农民们见他几个月中始终不吃公社给他安排的小灶、每日与农民吃一样的饭，脱鞋下田割麦子，同社员一起拉大车，逐渐相信他是自己人之后，才告诉他粮食产量其实只有几百斤，由于上级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干部便将应用作社员口粮的粮食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当然就只能给社员喝稀汤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即田家英于文革前夕以四十四岁的壮年自杀二十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一篇祭文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历史镜头：「田家英叉著手，抑望著『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当时，公共食堂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儿子，反对食堂就等于反对党。五九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说：「你（指农民作者注）要退出公共食堂，（公社干部）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可见，在公共食堂制度下，农民已无半点人身自由。同公社对农民的控制相比，地主对佃户、雇工的控制就算不得什么了。想要退出食堂的人反正无计领回自己的那份口粮，只得乖乖地一日三次上食堂去吃大锅饭，虽说白白挨一场斗，但毕竟未受皮肉苦。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比张闻天所说的更严重，社员们动不动就挨干部的打。
譬如海南岛文昌县城郊公社规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担者打；积肥，每日完不成一千担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亩者打。此外还有：挑土担子不满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没气了才往公安局送。（注８：见广州外语学院韶山公社红卫兵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编印的《捣毁黑省委，揪出林李明》小册子。）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说：「用秦始皇的办法完成任务，十天搞个小水库，很可爱，但有血腥味。」（注９：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广东省委会议。）
陶铸说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跃进疯狂岁月中无数善良老实的农民被干部捆绑拷打的事。单以甘肃为例，一九五八年决定从岷县截洮河水、引至数百公里外的庆阳县，沿途各县均调集了两三万精壮劳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干部拍脑袋的产物，从未经由专家设计过。干到一九六一年，工程终以失败告终，期间累死、饿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来后关在黑屋子里活活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仅仅在离工地沿途某处不远的一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打人一事深恶痛绝，他曾经愤愤地抨击那些打人的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骂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这样吗？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藉口，就是搞『共产主义』。」（注１０：一九五九年六月与河南省及抚顺市党校人员座谈的讲话。）
毛泽东与陶铸、杨献珍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农村干部打人、捆人成风，毛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这样说：「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方法。．．．．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对干部的谈话。）
毛虽不赞成打人，可是他从未想过法律应当保护人民不被打。作为共产党的主席，明知党员干部以老爷对家奴的手段对待百姓，却放纵宽容，非但不主张制裁，反以「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为其辩护，唯恐给积极搞跃进的干部们泼了冷水，可见他对「违法」一词毫无概念。按毛的逻辑，以往千百年中官府征税、抽丁，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杜甫写《三吏》、《三别》倒是给「地方干部」泼冷水了。
由于打人、捆人可以不受惩罚，「以后改正」也就成了一句废话。这也就是为何一九五八年之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照旧打人、捆人的原因。
一九六○、六一年间，已因「反党」而下台的彭德怀元帅的警卫班中一位战士的亲属向彭诉苦道：「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可以说，当时全国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此刘少奇将管政法的干部找去责问：「下面随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议设立「人民法庭」之外，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制止公社干部随意捆、打社员的风气。
在这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真正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反而成了什么机关都可以打、抓的对象，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甚属下党干的放纵。
在大跃进之前，法院系统至少还存在，虽然法院时时要听命于当地的党委，但形式上的尊严总还保持著，现在则要「多快好省」，法院就成了多余之物。「全国有相当一部份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由一个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注１３：引自《谢觉哉传》。）
全国范围内，执法者普遍不依法办案，律师制度于一九五九年一月正式取消，人民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补，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
说起来，那些胡判乱捕的事都是下面的干部搞的。譬如「全民肃反」这个口号，是徐水县委发明的，其实不过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外加一点创造罢了。毛在十一月间说，一九五七年右派份子鸣放，「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注１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会议。）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九五八年那些荒唐绝顶的行为能在全国通行无阻。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拿湖南的数字乘以二十九似乎过多，打个七折，全国就斗了二百万，捉了二十万，杀了二万。这一斗、一捉、一杀，「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真的，毛泽东没有吹牛。这本是历代统治者消灭不同意见的惯用手法，毛后来将之归纳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套了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
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搞的阶级斗争是多方面的。一是批判、斗争一九五七年抓的五十万右派，然后逐一加以处置。譬如四川重庆市一次就送往长寿县农场三百九十二名右派份子，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重庆这个大城市的教授、学者、工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一百九十名「历史反革命」，其中有多少冤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全国都在大干这个、大干那个，右派份子则整日挨斗。原《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秦兆阳自一九五七年成为「大右派」后，即一直是批判、斗争的对象。《人民文学》归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党组织领导，那里不须办这办那，只要办人就行了。整人、斗人便是那里当权派的联业。中共当局正需要在社会上制造点火药味，因此对秦的批判是全国性的。中共的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布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
秦兆阳与刘宾雁的通信显然被抄了（或者被迫交了），报上登出其信件的片段，并做出结论，说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秦兆阳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有一天藉口上厕所，从会场跑开，到了中国文联的楼顶上，想一纵了之。就要抬腿之时，他的目光落到了前方雄伟的故宫上。他犹豫了，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终于没有跳下去。回到会场时，斗争会的主持劈头喝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自杀？」当了二十年共产党员的秦兆阳听到这种没有人性的斥骂声，止不住当众痛哭了一场。秦兆阳没有再试图自杀，但是确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那大跃进的日子里通过厕所的窗口或者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早在「反右」斗争中「揪出」的右派之外，一九五八年又搞了一场「反右补课」。这又是毛泽东的决策。他在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完，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管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以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为荣。说是「补课」，其实只是简单的补充名单而已，决无任何意义上的「课」可言。
譬如，北京一所医院里的青年医生王贤才，曾说过苏联医学不见得最先进，不应该只学苏联一家。一九五八年要「补课」，该医院须补充三名右派，王便于六月底被补成了「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补的「右派」，又有一些大跃进独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曾昭科，转业至湖北省水利厅任副厅长，五七年冬带领几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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