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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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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补的「右派」，又有一些大跃进独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曾昭科，转业至湖北省水利厅任副厅长，五七年冬带领几百名下放干部到湖北红安县，上山开辟林场，因无力阻止为烧炭炼钢而前去砍树的人群，不得已而抄起了枪，打算藉此制止砍树的浪潮，不料被说成是「挡钢铁元帅的驾」，成了「右派份子」。这种右派，同五七年因鸣放而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毫不相干，只是共产党组织图方便，顺手抄顶现成的帽子扣到他头上罢了。
浙江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论后，积极在本县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并搞了一个推广包产的经验总结。大跃进的锣鼓一响，他便被批判为「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积极提倡『多劳多得』，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被送到一家小工厂当烧饭师傅，直到八十年代直接写状子向邓小平申诉之后才获平反。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及五八年的「补课」，全国共有五十五万多人成了右派，他们全都是中国称为「人才」的人。譬如北京大学就有七百人被戴上「右派份子」和「极右份子」的帽子，另有八百人受到不同的处分，总共占北大学生、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右派学生被送往北大荒劳改农场，有的甚至被送入监狱，被枪决。这种大规模地迫害无辜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是屈指可数。
一九五八年批判、斗争的右派及「补课」追划的新右派，为什么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呢？因为中共认为整个知识份子阶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所以将他们划归「资产阶级」，又是因为他们要说话，要对中共的治国之道发表意见。为了将他们改造成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当局再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运动。中央候补委员康生在一次大学校长的会议上说：「现在对知识份子的压力还不够，逼得也不够。必须强迫他们下乡，去劳动改造。如果他们已经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再逼他们一下，让他们来个八百楚歌。」（注１５：引自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五七页。）这压力很快就奏效了。上至科学学院的各研究所所长，下至一般的大学教授，差不多个个都在批判会上登台自我检查，或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或检查自己给学生上课是「与社会主义竞争，与社会主义抢学生」；或痛斥自己「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或承认自己「脑子里百分之九十八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就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改造的份，没资格对国事说东道西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也就因此而「便于领导」了。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作过一番说明：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从前年整风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著重于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翘起尾巴。在反右斗争之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间有些人的尾巴还在翘，无非是说我们不行，非他们不行。此外，我们的路线也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进行批判，不打这个仗是不行的。打这一仗的结果，批判的结果，效果很好。」（注１６：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五八两年整肃「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效果很好」，的确是事实。五八年荒唐的大跃进持续了那么久，中国的知识份子几乎无人出头予以批判、抨击。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几十万人被斗争、被遣往劳改营之后，其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知识份子，或随风起舞，或保持缄默，敢于公开对「三面红旗」评头品足的可说没有。就这一点而言，反右及其「补课」，对中共来说正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大规模整肃知识份子，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主要干将。邓至今不愿否定「反右」，正是出于不愿否定自己的私心。
有些人虽未成为右派，却也一样做了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譬如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民），由于一九五七年中共号召人民「鸣放」期间，一一婉谢了登门采访请他给共产党提意见的记者，因而未落网当上右派。五八年六月初，他奉命在两个月内整理、改编了十五出旧戏本子。可是当他正废寝忘食地埋首写作时，突然受到官方杂志对他的批判：《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受此打击、刺激，他当晚便突发脑溢血，左半身瘫痪，从此未能下床，直到六一年初完成口授长篇历史小说《杜甫》后第三日溘然去世，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在中共执攻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宗教界人士也遭了殃。在辽宁大连市，当局决定将一座教堂拆掉改为工厂。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教堂当然也归「国家所有」，控制了市政府的中共官员便认为他们有权处置教会的财产。身兼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的牧师竭力反对，结果是蚍蜉撼树，教堂拆了，他落得「反革命」帽子一顶，被送进监狱，三个月后瘐死狱中。
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驰名中外，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圣地。大跃进了，当局不说取消宗教自由，却说「宗教制度改革」，将塔尔寺革了命，关闭了。主持该寺的藏族活佛却西被送到青海省水电设备厂去「改造」，二十多年后后方获共产党许可重入寺门。塔尔寺一关就是二十余年，成千上万的藏族人民失去了举办佛事的圣地，连他们的圣人也被赶去劳改，如何能不痛恨执政的汉人？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的原因很多，箝制笃信佛教的藏民的信仰自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实，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时，鉴于四川西部的藏民已搞过叛乱，便曾颇有预见地说「西藏不安心，．．．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注１７：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可惜他既知人心不稳，非但不采取解救措施，反而封人家的圣地，抓人家的圣人，好像存心逼人家造反。中共在五八年的所作所为，与五九年的西藏叛乱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几例只是零星的「阶级斗争」，虽然为害不浅，受害者的数目也不少，但毕竟不是中共中央指令搞的运动，波及面也就有限。而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就不同了，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这就成了继反右之后的另一场大规模整肃无辜的运动。
五月间，毛泽东号召「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等于白旗。」（注１８：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之会议。）于是全国的共产党组织闻风而动，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一大批人就此遭了殃。
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犯了「反对党的领导」，「搞一长制」的忌，成为「白旗」被「拔掉」了。只因他与现总理李鹏经历类似，也是中共早年烈士的遗孤，受到周恩来等人保护，未被送去劳改，且在周安排下回到北京，还能随聂荣臻元帅外出调查「大炼钢铁」。不过，连有陆达那种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识界、技术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明白，李鹏说他当时对大跃进「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实在是正常得很，谁人不怕挨整呢？
自美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他率队赴朝，医治了大批伤员，曾荣立大功一次。一九五七年反右他未落网，大跃进时却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此后整整二十年，他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大跃进本与军队无关，但五月间，政治局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奉命到京接受批判，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他一阵「教条主义」之后，整个军队，特别是军事院校也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特别是军队中的知识份子。
「拔白旗」运动并无新意，无非与中共历次搞的政治运动一样，好人挨整，无辜蒙冤，拿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来说，「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掉了，现在证明是红旗。」细数毛泽东制造的整人运动，无一不是红白混淆、人妖颠倒，每个运动都是一场灾难。其实，他的党内同僚很多不赞成他的统治手法。譬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于一九五九年初召集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开会，公开同毛泽东唱反调，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只可惜各地党的干部中靠整人邀功、升官的大有人在，所以「拔白旗」运动照旧搞得热热闹闹，继反右之后又摧毁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
应当说明，由于「白旗」、「灰旗」的定义含混，远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那样明白，这帽子也就不如「右派」那么可怕。虽然受的苦难因人、因地而异，总体来说，「白旗」们的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家破人亡的事也少些。大学里的白旗教授们受的处置就不如右派教授那么恶劣，大批右派教授被剥夺授课的权利，或进了劳改营，而白旗们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傅鹰，就未受处置。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刘少傥是江苏的两面大白旗，不过二人只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比右派们受的处置轻很多，尽管他们犯有「庇护右派份子」、「默认和同情右派谬论」的错误。
还有一些情形，「白旗」只是落后的代名词，够不上是严重的罪名。譬如一九五八年湖南省粮食估计产量比周围省份都低，老受中央批评，按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说法，叫「被插过白旗」。但抗日战争前后给毛泽东做过秘书的周小舟仍然深得毛的信任，被「插白旗」似也并不严重。他后来罹祸是因为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与五八年的「白旗」并不相干。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他以五十四岁的盛年自杀身死，时间正选在毛泽东的生日那一天，那又是后话了。
在不同时期给毛泽东作秘书的周小舟、田家英，一个不满十五岁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刚出头便成为北京的大学生领袖；一个幼年失怙、自学成才，不足十六岁便奔赴延安，十九岁便在中共的「最高学府」马列主义学院当教员。两人都是在二十多岁时就当毛的秘书，本来都可以成为中共的栋梁。不幸先后自杀身死，时间都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死于北京，一死于广州，一北一南，起因却都是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所以，要讲清一九五八年之后那段人祸的历史，不能不费点笔墨，将庐山会议前后中国形势交代一番。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说话时，他的爱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辉煌，而下面却开始黑天了。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毛泽东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但徐水是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大跃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著。
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便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跃进实况。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确属事实。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毛泽东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干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著。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种粮的怎么没有粮吃？这需要解释几句。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两位副总理谈话时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注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将自由给予农民，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所以，从合作化时期开始，中共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粮自食由政府决定。那数字虽然随收成浮动，但标准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过一个原则：不（饿）死人，维持人民健康，（注３：《党史研究》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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