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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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上阵，土高炉、小高炉，炼出来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啊！」他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不如八百万吨」，等于直接批评了毛泽东，因为五八年将钢产计划由八百万吨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正是毛的主意，而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炼钢」，正是从「一○七○」这四个字引发出来的。

彭德怀从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吃饭不要钱」、「全民办钢铁」、「砸锅」办食堂等陆续加以抨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有所批评，譬如「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这无疑是非议毛的品质，认为毛在撒谎。更为尖锐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左倾：「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可能是由于直觉，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会议上说的「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注１７：《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他真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注１８：马骆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四十一页。）

如此直言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头一遭。彭说话时甚至有人怕惹祸上身，佯装上厕所，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眼看会议要失控，毛泽东于七月十日作了个「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的讲话。一方面，他进一步退让，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作了重大退却，不再将公社说成是共产社会的雏型，却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总路线「根本不会错」，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既要稳住阵脚，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满，毛只得文过饰非，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

这个结论显然不能服众。全民炼钢一举，「仅财政拨款的小钢铁（企业的）亏损就达一百一十亿元，六千万农民上山找矿的劳动，群众『捐献』的铁器中所包含的价值还不包含在内。」（注１９：《宁波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副总理万里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计算出来的损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八六年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三千亿元。」（注２０：河北石家庄市《共产党员》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两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毛竟打算用「付学费」搪塞过去。要是就这样让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写个「会议纪要」以结束会议，众心自然难平。尤其是彭德怀，他骨鲠在喉，该同毛泽东谈的还没好好谈呢。

一九五八年年底，彭一回到湖南湘潭县的故乡，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们掀开食堂的大锅盖让彭看：一锅青菜，菜里夹著几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这些。

「彭总啊，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我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毛主席知道吗？」

「老彭，明年怎么过呀？」

「老彭，毛主席知道吗？」

老人们急促地催彭回答，他终于开口道：「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

也许最刺痛彭元帅的心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他老家乌石村的一棵大树底下，一位老人要给他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当即哭了，热泪滚滚地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过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他答应了老乡要向毛主席报告，那就一定要报告的。可是他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方式。他告诉周小舟，他想找毛谈谈，可又怕谈不好。周的观点与彭大致相同。一九五八年底彭视察湘南时，周曾陪了他三天，两人一起看到为搞「居民点」将村庄拆迁一空的情形，看到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景，听过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看法比较一致。因此，周见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谈一次，便怂恿道：「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周把七月十一日夜与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并建议彭将自己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励，彭于七月十三日熬夜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清晨由参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惹起了影响历史的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一个跃进几乎搞得几亿农民家家干净、徒具四壁，彭德怀的勇气比明代带著棺材当面骂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净也」的海瑞还是差得很远。他那封信写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气，刻意迎合毛泽东的地方便有好几处，譬如「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很可能这些话是秘书王承光加进去的，因为这比彭在三月底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后退了一大步。那次会上他说：「『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注２１：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十九至二十页。）由于秘书删改了「带刺激性的词语」，使他在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经的地方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组发言中曾说：「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所以，上述的「我们」当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这「不少同志」自然也有毛的一份。这是一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倾，最忌别人说他「左」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不过，在反击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其实并不是忍，而是静观风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如果多数政治局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彭的意见，他就得权衡打击彭的后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决机器并未被他操纵，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毛将彭的信冠以「意见书」印发，与会者便明白了局势的严重。凡言犹未尽的都龟缩了，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再说实话。

只有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大胆响应，说：「彭总胆大，敢把问题尖锐提出，打破压力局面。」但他和同样支持彭的观点的周小舟却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当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七月十七日抵达庐山时，两人便去看黄，告知会议情形。建国初，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李当时也在湖南，都是黄的老部下，此时彼此观点也相近。

当晚，黄在彭的住处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一早，周、李又去看黄，「快到开会时间，彭德怀夹了本子过来了。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漏洞很多。』」（注２２：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但黄克诚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会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表明赞成彭的信，但说：「公社当年搞好还是不搞好的问题，回答是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也在当天发言，明白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一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炉为例说：「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

黄、周二人都是即席发言，并未认真论战，唯一在对彭的非难逐步升级的火药味中正式出击的只有一个人，即一九三五年后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张是个留美也留过俄的知识份子，一向没个人野心。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张几乎是放手让毛逐步由军而党控制全局，自己则步步让权。由于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时时紧跟毛，为此曾受过党内同事的讥讽，他却回答道：「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毛对于这么一个名义上主持党务、实际却听他指挥的角色十分满意，曾称许他说：「你是一个开明之君。」（注２３：见《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李锐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风，毛上台前作过领导人的个个要检查，张闻天主动将权交给毛，自己下乡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从此脱离了中共的决策圈。

张闻天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一贯服膺毛泽东。但是毛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使他改变了看法。在庐山会议进行初期，他对秘书不点名地批评过毛泽东：「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七月十九日，他决心介入论战，支持彭德怀，并自己动手写提纲，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当他写作时，毛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他，说毛刚说过不能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议他回避供给制、食堂问题，不要谈。张却决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惜与毛正面冲突。

二十一日，他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会上讲了三个小时。其间以柯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时打断他，反驳他，而同情他的却无一人敢吱声，连黄克诚也没敢挺身而出。黄事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尽管是参与辩论，张闻天的发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维毛的话：「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说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支持毛的说法，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他这样说，必定不是心中实话，只是为使毛听得顺耳。其实他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发言记录稿中光「损失」和「很大损失」就有一百零八个，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说「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自然触痛了毛的神经。此外，他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于是批评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人总是怕杀头的．．．．」等于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这种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毛执政十年来从未听过、也不想听到的。

当天会后，张散步到彭处（两人住处有条只是几十米的小径），对彭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张的发言提纲后说：「你讲的还很全面。」此时，两人都未意识到毛泽东要拿他们开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国家经济情况已很恶劣，这正是与会者严重存在泄气思想、埋怨情绪的原因。据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注２４：见《怀念周恩来》中陈国栋的文章。）在这种危急关头，要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引咎自责，改弦更张，或放权让同僚们去处理大跃进的后遗症，首先根据各地饿死人的警报全力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事情还有救，至少不会弄得半年后全国饿殍遍地。然而，好像祸国殃民还嫌祸得不够似的，他将中国拖入了又一场灾难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自称「顶了二十三天」之后，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对彭、张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他并没有点名，可是「右派边缘」，「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谁听了都明白他攻击的是谁。他极端情绪化地一个人骂了半天，也不问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有没有话要说，就宣布散会。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长期将这位主席像神似地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个个全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侍从。

毛泽东主要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无端被诬，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十分镇静，不像别的与会者多少有点震惊。因为两人事先已受到毛的关照，在入场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刘、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请到他住处，告知已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下发，并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这时周恩来并没料到毛已动了杀机。在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问他对彭的信有什么看法时，他随便答道：「那没有什么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将他和刘少奇召去，告诉他们要拿彭开刀。其时刘刚服过安眼药，在睡梦中被召后硬撑起床，让人架著去毛住处。大约头脑尚未清醒，也可能从来就不敢顶撞毛，他当即表示支持，似乎完全忘了会议开始时他说的「深刻教训」。周恩来一定对毛去年的训斥记忆犹新，自然不敢表示异议了。

这个结果是毛预先料到的。三个多月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就说过，「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注２５：见《我眼中的毛泽东》一书第一三二页。）所以，他比刘、周高明，在于他知道他们不会违抗他，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事先猜透毛下一步要怎么走，是要纠左还是批右。他们总是跌撞撞地跟著他走，跟不上就检讨。毛看准了风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内不会沦为少数，至少在表决时多数人不敢投他的反对票，尽管他们的观点同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他将彭的信印发已整整一周，整个政治局中除了候补委员张闻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员都没有明白表明赞同，而张本来就是一名「下台干部」，是党的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尽管二十二日夜里毛睡不著觉，独坐自坐在屋后竹林里抽了半天烟，留下一大堆烟头，他还是深信可以稳操胜算，于是天一亮就发起了进攻。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要是政治局成员在这一周中陆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会议有怎样的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薄一波为例。他主管工业，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听到要批判右倾份子后，立即让冶金部和煤炭部组织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一番鼓干劲、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大话后才上庐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斗争之后，造反派的报纸这样揭发道：「薄一波在会上见形势不妙，不敢抛出这些材料。薛暮桥却在旧中宣部的各省宣传部长读书会上，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上，在《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面前，抛出了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