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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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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余，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毛式社会主义，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歧说得再明白不过。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学生毛泽东除了制造的灾难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
斯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此万岁了。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遍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一。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余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余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乡下搞调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来率人在河北农村搞调查，五月七日他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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