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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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页。）

七月间，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干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注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八八页。）他是有良心的，他带著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呢？

两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身为祸首应当受惩，至少也应像过去的皇帝那样下个「罪已诏」，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这个人间惨剧在他心中留下了什么悔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的确，他曾经有几个月不吃肉，但他并没有认错。在一九六一年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

毛泽东果真没有「良心」吗？倒也不能这么说。据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他还是关心农民疾苦的：「一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来．．．．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注８：见《热河》一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中《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一文。）

但是，毛是个认为即使用世界半数人口的生命去换取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是通向天堂的桥梁，是几亿人民的「万年幸福」的所在，饿死几个人，两万也好，两千万也好，当然只不过是「那么一点」错误罢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退居二线」，被迫交出了一部份权力。以后形势逐渐好转，并非由于他的思想「战无不胜」，而恰恰是他甩手不干，静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去搞的结果。刘少奇等人所做的不仅挽救了国家，使经济免于崩溃，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也挽救了毛的统治，只不过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而已。即使这样，毛也不愿接受，危机刚一过，他就把刘少奇那些救民于水火的政策当作罪恶讨伐起来。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劈头第一句就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险，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执政以来最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刘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这是实话。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共产党渡过了最危急的难关。

毛所以到这时再来危言耸听这一套，把共产党垮台的危险说得那么严重，其心理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一样。那时他怕的是彭德怀聚众逼他认错，进而请他靠边休息；现在他担心的则是大权旁落，刘少奇突然有一天会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见。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因此八大修改党章时便加上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到了六二年，刘少奇声望日隆，要是中央委员会突然认为「有必要」请毛担任名誉主席，一生不甘寂寞的毛泽东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就是想制造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钳制并清洗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人。

毛的目标当然是刘少奇。只要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时又把持着党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请到一边去。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触动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的程序仍然未被废弃时，也决无扳倒刘的可能。这样，剩下来所能做的便是「清君侧」，砍倒刘的左右手：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个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毛给邓、陈下结论，说邓的「包产到户」是不要社会主义、陈的财经小组的报告和文件则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对前途丧失信心。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部长一块儿撤销，中央财经小组则是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小组陷于瘫痪状态」（薛暮桥语）。刘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将两个主要助手整掉而没有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张闻天到南方数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写成了一份主张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的权利」的意见书，经过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讨论修改后，于七月中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张本意是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毛却认为这个右倾份子坚持搞资本主义。他把那意见书当作张的新罪证，决定对张「进一步审查」，从此禁止张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虽然赞成张闻天的这类意见，但他们连邓子恢、陈云都不加以保护，对已戴著右倾帽子的张闻天无端被二度打击自然也就袖手不问了。

至于彭德怀，毛泽东也顺便打了他两棍子。由于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彭于三月间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写信给毛和中央，要求审查他「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注９：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七五页。）六月中，他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请求主席和央组织部份立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北戴河会议中毛又将彭的申诉斥为「要翻案」，宣布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拒绝给彭平反。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又次跟著毛的调子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他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向党进攻云云。

除了「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之外，毛还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为证明其必要，他便到处寻找阶级斗的靶子。

正好七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就整个藏族地区（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份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给中央写了份长篇报告，要求纠正，这就使他成了毛泽东唾手即得的斗争靶子。据班禅本人说：「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到了一九六四年，我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革』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邓小平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注１０：《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一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那样，班禅的一份报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泽东的十年囚徒。

班禅一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这个中共高层人物中毛最早的战友被批为搞「投降主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他根据班禅报告中的意见主持制订的关于藏族问题的政策文件也就统统作废了。李维汉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并在以后被撤职，还由于他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与毛意见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后，周恩来曾数次批评对待知识份子的过左行为，宣布中国的知识份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那是不对的。」（注１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李便于五月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联盟是中国的第一个联盟。这是毛泽东绝对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中把知识份子与地主、富农的子弟相提并论，说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份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注１２：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样，负责中共对知识份子和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被批、被免职也就是必然的了。

抓虱子不嫌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整了另外两位重要干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习仲勋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件事倒不是毛本人发的难，兴风作浪的是他宠爱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时曾有民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刘于一九三六年战死，因为死得早，人们对他了解不多。刘的弟媳于五六年开始执笔写小说《刘志丹》，书中有个人物「罗炎」，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岗的化身。说来也巧，这部本来不一定引人注目的小说开始在《工人日报》连载时，中共正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正在大讲其阶级斗争。并没有看过这小说的康生听到了早年曾与高岗共事的阎红彦反对出版的意见，便如同嗅觉灵敏的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一边向毛报告，一边下令《工人日报》停登，责令报社写检查。这个专爱兴风作浪的康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曾说过：「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现在高已被捕自杀，他又以阎的意见作为依据将《刘志丹》判为「反党小说」。

毛泽东也没看这个小说，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却念了康生递给他的一个条子：「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因为康生的这个意见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正合拍，于是他又借题发挥说：「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与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一九五九年初，小说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为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三人）。既然写《刘志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习仲勋、贾拓夫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毛泽东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动、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

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件大案，中央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组长便是康生。康以整人为乐，「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注１３：《中国青年》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习仲勋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说作者李建彤在《现代文字狱》中披露：「挨打、关押、逼死的总有上万人。」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二十年前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

一九五○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如今诗写成了，却因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他的诗也成了「反党长诗」。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当时，在此案中打击的至多只是下放劳动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正成了迫害：贾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习仲勋蹲了八年牢；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七年；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六年。另一位刘志丹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村，每人每月仅得五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饿而死。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寻了死。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

习仲勋是周恩来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测而没有佐证。但有一条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维汉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可是中共统战工作一向由周恩来负责，因此李其实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习搞掉，周是应当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对习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实在也没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援外亦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现在毛泽东批他搞「修正主义」，他便靠边成了闲人，以后被撤了职。

一九六二年时，毛泽东尚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整个党对抗，他对付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下的严密的党组织，也就无法掀起一场以刘、邓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设想倒掉周恩来。他的攻击只到邓小恢、陈云为止，便转而去准备文化革命了。严格来说，毛当时是转而寻求倒刘少奇之道，而非准备文化革命，因为迟至一九六五年，他仍然没能找到倒刘的途径，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侧」，清除彭真等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被发明时，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刘。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的出现是他意外的收获。这已超出本书的议题了。这里要说清的只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时，他已经企图打倒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种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经播种下了。为阐明这一点，特引述毛泽东本人的几段话如下。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对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这四年。」（注１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第二三八页。）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解释为何要搞文化革命时也提到六二年，说那时「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刘、邓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图是不难弄清的。毛对卡谈话时，刘、邓已经倒台，可以用来安在刘头上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