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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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图是不难弄清的。毛对卡谈话时，刘、邓已经倒台，可以用来安在刘头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没有一条可以同「推翻」毛扯上关系。正因为拿不出罪证，第二年他才通过康生搞出了一个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其实毛并不见得真认为别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线后发现失策，想重新抓权，可是师出无名，不好明说。而刘、邓鉴于几年大灾大难的教训，尽管对毛依然敬畏三分，却也不甘拱手请毛主宰一切。从刘少奇的角度来看，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几亿人的命运再交给毛去折腾。文革中毛控制国家后的灾难也证明，刘抓权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动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来非法的。文革中的「夺权」就源出于此。至于毛说刘要「推翻」他，别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无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实，很多人对毛不满却也是事实。譬如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青浦县搞调查，记录了一个农民的牢骚：「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之后，有人指出，说这话的是个「坏人」，他的话不能代表农民的意见，但陈云还是把这话写进了《调查纪要》。

由于毛泽东总说「成绩是九个指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便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注１６：黑雁男著《十年动乱》第四十八页。）（按：杜勒斯是当时因癌症死去不久的美国前国务卿）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又说：「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这里中央显然主要是指毛。（注１７：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对广东省高级知识份子的报告。见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印发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一次报告中，陶铸干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注１８：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见同上材料。）

一九六一年底，身为山西人的彭真在与山西干部的谈话中，也「挑衅地提出『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是白旗？』的问题，并五次叫嚣『人民公社要垮台』」。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彭真对毛不满，那么当时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文件，这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地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注１９：以上均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点名批评毛泽东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说几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跃进中是一员积极份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斗彭德怀，他更是一员大将。但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刘、邓与毛歧见逐渐加深之后，他就不那么死心塌地追随毛了。六二年，他先后在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见重庆大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一书。）

更多的是不点毛的名，只是对毛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如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在一九六二年说过：「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鲁言的材料。）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广东《野战报》。）

贵州省委书记苗春亭则攻击大跃进：「天天讲跃进，搞得饭都没吃的。没饭吃还有什么可谈呢？」

稍低一级的干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甚至对下级说：「以后不许再提三面红旗了，要只提总路线。」他实在很聪明，因为总路线只是一句口号，是红是白均无大碍，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真正是祸源。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去李悦农管辖下的徐水县参观，说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顿嘛」时，他就在旁边陪同。大跃进时他积极过、风光过，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传部门，天天领导报刊、电台去喊「三面红旗万岁」的干部也厌倦了靠说假话、大话度日的生活，开始说真话了。但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被撤了职，以后又被开除了党籍，而野心家张春桥则因此而捞到了升迁的机会。陈其五的真话流传于世的只是片言只语，且只能从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里去找：「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陈的官职虽不高，但他与刘少奇关系很近。据他自述：「我对少奇同志是十分敬爱的，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在个人关系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准了我的党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一个写『陈其五』三个字的，就是他。」（注２３：以上均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陈其五「咒骂」大跃进是「大破坏」，「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户，多少反映了刘少奇系统的那批干部当时的观点。当时，连自一九五九年邓拓被毛赶离《人民日报》社后就兼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吴冷西也敢于「攻击三面红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一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不是大跃进，是大跃退。．．．．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注２４：新华社「革联」编印的《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吴冷西说的是实话，一九五八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目标是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年跃进过后，六二年的钢产量只有六百六十七万吨。（注２５：《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一页。）同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九，但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经济的途径大量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结果是国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五。六二年，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比中国步入「初级社会主义」之前的五二年的产量还要低。（注２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页。）粮、棉、油、肉，同国民党时代收成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比，除粮食产量略高一点外，都低了一截。若按人均占有量计，就都远低于一九三六年了。（注２７：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八四、一八五页。）农业产值可资查核的数是：一九六一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注２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另据《天府新论》（成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刊载的韩西林的文章说，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亿，一九六○年是四百十五亿。）的的确确是吴冷西所说「大跃退」。不过吴只是在新华社的内部会议上这样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公开刊发的稿件仍是假话连篇，无日不喊「三面红旗万岁」。自然，这不能苛责他个人，因为连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也在说这样的假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注２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共干部，不求其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凡是能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东坚持左倾路线的不满，相当多的干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远，而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

譬如副总理李先念就这样说：「少奇同志懂得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训。国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检查中曾承认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动摇」，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自认「对邓小平有较高的迷信」。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安子文不服，曾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才能代表中央。」由于毛「退居二线」，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报告本是正常的，并不违反党的原则。自然，安亲近刘、邓而疏离毛，这也是事实。

在毛无端整了那么多人之后，对毛敬而远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称作「阎王」而打倒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以后少搞点深渊．．．」（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国电影故事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层干部恐怕都有类似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刘少奇因此而逐渐成为「中共」的旗帜，这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在中共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要寻找夺权之道。后来这条途径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便是文化革命。

其实，文革浩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庐山会议顺利地打倒了彭德怀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于八月二日接著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他准备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开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计经济形势很快会好转，粮食、头发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实」痛斥右倾份子，开一个胜利的大会。不料，才过了半年，全国各地就大批饿死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势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事了。

按中共党章，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六一年召开九大。但六一年时，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声望已逼近毛泽东，要是有人根据八大新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款提议毛任名誉主席，很可能会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然可以保住，但他必会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线」那样仍然有军委主席一职在身，可以寻机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刘少奇担任主席若干年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两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清算他的路线，他就无盾可护了。因此，六一年是最不该召开党代会的一年。

不该开就不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一九三五年中共长征到达陕北，应该召开七大，但当时毛尚未巩固其地位。总书记张闻虽然听他的，但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张之后又有斯大林的亲信王明，因此毛一直拖到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之后，才在四五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一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这一套是向列宁学来的。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在毛看来，党章执不执行，会议召不召开，只取决于是否有「资产阶级派别」夺他的权的危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将刘、邓及一半的中央委员清洗之后才召开九大。

毛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张春桥与上海华东师大范大学的学生领袖座谈时说：「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指文革作者注）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罗瑞卿是假党员，陆定一早就是叛徒．．．．」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接见云南军区干部时指著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著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讲过。」

康：「哪一年？」

赵：「一九六一年。」

康：「在什么地方？」

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

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义的一张王牌．．．．」

要是一九六一年的刘少奇坚持原则，坚持按党章办事，毛会像文革中那样将刘搞掉、整死吗？不可能，除非暗杀，毛没有任何途径可循。毛可以坚拒召开会议，但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而这样的会似乎没有开过。主持党务的刘少奇可能从未将这列入议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将三年来发生的事称作「人祸」，便不可能不清楚谁是祸首，因而未必不愿见毛退休。

九大被搁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开不成。召开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既然毛不想开，刘若坚持要开，便等于伸手夺权，赶毛走路。如果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但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请他走，首先周恩来就不会赞成。

二是刘已实际主持党务，可能觉得不必王图党主席的虚名。

三是刘被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元帅。会见前，他便打算藉与蒙氏会见的机会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本来他对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满意的，会后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半认真地说过「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注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