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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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发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我们不知道秦始皇收缴天下铁器时遭遇过什么样的抵抗，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的全民砸铁锅没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当权者，默不作声地任人糟蹋。一个政权将人民控制得如此服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中共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发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胫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本是全民砸铁器的始作俑者。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发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毛泽东自己走火入魔，一味蛮干，又担心百姓反对，便补充一句道：「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注１３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拖拉机不生产不打紧，反正我们有几千年赶牛耕田的传统，耕牛不足，我们有的是锄头，所以这种「让路」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有些情形就不同了。譬如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李鹏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毛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十月一日国庆节游行时，周甚至在天安门城楼上指著游行队伍里的土高炉模型对朝鲜代表团团长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就是靠这些炉子。」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陆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陆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征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泽东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飘飘然起来。他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毛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注１５：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致刘少奇、陈云等人的信。）

美国是可以被超过的，正如一千前世界第一的中国后来被西方超过一样。问题在于，用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这种方法追赶发达国家，犹如南辕北辙，永无赶上的一日；不仅赶不上，而且造成了空前的灾祸。就在毛泽东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三十年前，他三十岁，在这里率领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起义，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这个县有五万多人跟著他参加了红军，全县在革命中牺牲的人共近二十万，包括他的两个弟弟。一九二八年该县有七十五万人，到五八年人口尚未恢复，仍不足六十万。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当然是为了子孙能过上好生活，但是他们失望了。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首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两千年前，汉王朝频受游牧民族侵扰，不得不派大军长驻西土，致使妇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历史重演，却不是为了抵御外敌，而是要在一年内钢铁翻番，这实在是史无前例。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口号。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著眼于下一步，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人一社」。（注１：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但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地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２：参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注３：同注２。）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嵖岈山，故又名「嵖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东发出了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样，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几乎在一夜之间统统升级、变质，成了囊括乡村一切权力的「人民公社」。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但「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响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注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注５：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他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懑。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官方的不信任。毛去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