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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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摄了一部《沸腾的广西》。这是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一群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割稻子，右边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乱地放著几迭茶碗，一只显然盛满开水的大木桶，桶上写著两个大字：「请茶」。银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的同时，画外的解说词是：「罗城县创造了稻子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同样惊人的新闻：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惊全国的日产铁二十万吨的大卫星」。后来这部片子的摄制者还撰文介绍这个公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一天的干劲，等于完成全广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铁任务。」（注４：《电影画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丰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队的一百七十亩稻子平均亩产万斤，河南某大队大萝卜亩产二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镜头，验收精确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临农村指导的场面，谁人还敢怀疑！

一九五七年，数以千计肯说真话的党内外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闻机构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后寒蝉，便是墙头枯草，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历数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陈大炼钢铁之荒诞，抨击大跃进之无稽。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饱学之士邓拓，他对大跃进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既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都不能出面阻挡，他又有何本事扭转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讽今，用曲笔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罢了。

当年九月间，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即将排印时，他发现了一首无名氏的题壁诗。那诗不见于《全唐诗》，是宋人在嵩山一个寺院里见到，推断为唐诗的，诗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暖烘烘。」（「争」作「怎」解－－作者按）

邓拓深夜打电话通知中华书局，说这首诗「非常好」，一定要编辑将这诗放进《新编唐诗三百首》裹去。他显然是欲借此表达自己对「蓦地烧天蓦地空」的大跃进的不满，但他却不能改变做党的喉舌这一既定的办报方针。既然各地报来的数字都有省委作后盾，他是无权扣压不发的。换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会把《人民日报》办成世界第一吹牛报的。一九五九年，邓拓因为宣传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赶出了《人民日报》。随后，饥馑遍布全国，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指示照样日复一日地高唱「形势大好」的调子，掩盖事实，欺骗世人。说它有错，也只错在只知有党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跃进闹得最红火之时，经济学家薛暮桥已离开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职务，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但秋天召开全国统计会议时，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还是去找他，向他诉苦。他们告诉薛，各省报往中央的钢铁、粮食的数字都是假的。如果他们拒绝上报，省委要唯他们是问；去年反右时已有不少反对造假的统计干部包括统计局长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们实在不愿步其后尘，戴著帽子去劳改坐牢。但是如果将假数字报上去，又违犯了统计纪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请薛出主意。薛暮桥只得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实际数字。」

二千多年前，齐威王号称为王，其实只相当于当今一名省级干部。我们当代的齐威王们却一个个变成了靠吹牛邀功的阿大夫，中央又不派人去捉他们下油锅，那荒唐闹剧自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毛泽东虽然高高在上，被阿大夫们的报告骗得迷迷糊糊，倒还没有忘记「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的古训，决定亲自下去看个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县，就是那个宣布要「一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一手资料。然而他的马列主义不灵光，还是受了蒙蔽。明明亩产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员们肚子还填不饱，可是县里的阿大夫们却有本事在参观者所到之处的墙上刷上白粉，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上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他们还有本事将四、五岁的孩子训练得规规矩矩的，一律穿上新衣服，列队欢迎参观者。当被问到吃些什么时，孩子们能异口同声地背诵道：「吃饺子、烙饼。」其实，除了神志不清者，谁都看得出孩子们是在咽著口水撒谎。可是当徐水大夫们告诉毛粮食已经吃不完时，他竟然真相信了，大为兴奋地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注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阿大夫们是怎样蒙过毛泽东本人的呢？这很难查考，但是当时各地的「卫星」一般都是这样放出来的：干部下令家家户户卸门板，将一、二十亩甚至三十亩地的稻子紧紧密密地排在一块块门板上，然后集中运到一块一亩地大小的稻田里。自然，这只能连夜干，否则一天过后稻子就倒伏了。那些点头称许、以为眼见是实的首长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许多农家少了门板，这真是一个谜。也许大凡能在乡里当个干部的，多少有点计谋，让下去参观的首长看不出破绽。不过这类把戏也不难戳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到天津郊区参观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时，见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审视，便发现那小孩屁股底下有一盏灯，进而追问，方知那亩稻子来自十八亩田。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也没有被那些小干部的把戏骗过去。他闻说温江地区有个公社放了颗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便亲自去察看，发现那是将几十亩田里的稻子并在一处的结果，戳穿了那个牛皮。只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不好给下面泼冷水，更不能处分那些造假的跃进积极份子，他只是很婉转地批评道：「像这样搞高产，花很多劳力，抛撒又大，划不著嘛！」

毛泽东本为农家子弟，本知道一亩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曾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回答是一百五十斤，所以他并非不了解农业现状。问题是为何两个月之后他就轻信了徐水大夫的牛皮？据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回忆：五九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曾问毛：「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读师范时对自然科学课程不感兴趣，「没有好好地去学」（毛三十年代对艾德加．斯诺的谈话），四十年后他轻信了那位科学家，因此受到惩罚。至于那位科学家，相信毛对李锐说出了名字（大约李锐不欲揭人短而在回忆中隐了其名），这是著名的流体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发行的大报上撰文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亩产就可能达到四万斤。（注６：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谢春寿《大跃进狂澜》第六十五页。）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一向鄙视知识份子的毛泽东误入了歧途，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到农村去走一下，就可以分别真伪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员刘仁见到报上的「卫星」之后，跑到京郊去，指着麦长势不错的一块地问老农：「这块麦子这么好，一亩地能打五千斤吧？」老农马上来气了：「这是瞎说……只有傻蛋才会相信！」刘又问：「那你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顶了天了！」

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报告，也不尽是由于轻信，这与他一贯过分迷信「精神变物质」很有关系，是主观唯心主义在他脑子里作祟的结果。自从他年轻时接受「观念创造文明」这一观点起，唯心主义已在他脑子里呆了四十年，他在一九五八年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作长篇发言，讲到在中国「生产力沉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本是浪漫的文学语言，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因为在中国有的只是缺乏先进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从来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睡在地下。但毛听了这话□大为兴奋，插话道：「左舜生（一九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国民当政府农林部部长－－作者注）他们叫『醒狮派』……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注７：《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页。）只要一下「唤醒」中国的百姓，「生产力」就会从地底下涌出，「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转化」，毛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注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自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七页。）当年十月，他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一场争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哲学家李达和毛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由于他和毛都已故去，这个故事是当时湖北省委干部梅白披露的，（注９：《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毛、李谈话「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注１０：《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因此断定梅白所写是谎言。不过梅文中毛说的话似乎不像是编造的，而且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与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注１１：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三六至二四○页。）

按梅的说法，李达到了武昌东湖客舍，一见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并作了一番解释。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的话，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未及说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发觉了，说「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于是李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头脑发烧的不只毛泽东一个。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热度与毛不相上下，甚至更热些。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县的县委寄给他的《宁乡快讯》上有亩产六万五千斤的「卫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苏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样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告诉他粮食太多了，明年打算减少播种面积。他不作调查，当即表示赞同：「我看这个方针对，将来就可实行用三分之一的田地种粮食……」

不学无术的党阀康生到处鼓吹大跃进，他竟然跑到安徽农学院去做报告，说「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烟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有。」当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些老教授不相信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食时，他竟声色俱厉地将「资产阶级」教授们训斥了一通。

因为轻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国的国营农场平均亩产水稻三千斤。农垦部部长王震断然拒绝这一指令：「三千斤达不到，一千斤也达不到。」可见王震还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冶金部长王鹤寿高明不知几许。

当年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党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朱德元帅同为农家子弟，也比毛泽东高明一些。一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份子大会」，朱德将他们请到家中做客，问他们：「稻子收得咋样？」这三位积极份子一连串吹牛的数字脱口而出，朱德却不轻信，又追问了几个问题，马上使来客哑口，露了馅。不过，当他被邀到广东番禺县参观番薯（又名白薯、地瓜）亩产百万斤的「卫星田」时，虽翻开泥土看出了破绽，却只说了一句，「番薯排列得像军队那样整齐」，没有公开揭主人的短。

同样是元帅，同样参观了那块亩产百万斤番薯的奇迹，外交部部长陈毅却相信了眼见的「事实」，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证实那奇迹之不虚。

同年底，国防部长彭德怀到湖南平江县，直截了当地问县委书记：「老王，今年亩产多少？」王老实回答：「部份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来斤。」彭又问：」最高的才只有八百？」答：「只有八百。」「你好，说了老实话。」彭当即夸奖，「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斤、上万、几万斤呐！」

同时，有一个省的负责人向中央吹牛说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总理周恩来闻知，即带领水利部的负责人坐上直升机到那里转了一段路，看到荒山秃岭依旧，戳穿了那个牛皮，可惜的是，吹牛不犯法，大大小小的阿大夫们无一受罚，照旧大权在握，威镇一方，照旧吹他们的牛皮。

五月间，河南省长葛县的县委书记吃了豹子胆，竟敢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会场上去吹牛，说是他们将全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全部深挖了一遍，做法是先将表层熟土剥下放置一旁，将下边一尺五寸深的生土翻出，用锄头将土块一一打碎，搅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后覆上熟土，于是产量翻了一番。一辈子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说法，夸奖说「这是一大发明」，并当即要求全国各县照此办理，在三至五年内按一尺五寸的标准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

由于一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长葛县县委书记说的去做，一人一天只能翻两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干，干它四平方米，全县按二十万个劳力计，别的什么都不做，全部投入这项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干完，可见这位县委书记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但毛居然轻易地被一个七品芝麻官骗过去了。

毛泽东熟读史书，自然明白隋文帝留下的民富国强的大好家业是如何被炀帝败掉的。征辽外加挖个大运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銮殿，千余年来，成为所有治国者的前车之鉴。而今若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相当于一百米宽、十米深、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