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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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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对国家没有用，所以就该杀。这其实宣告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人，没有没用的权利。
后来，韩非子更讲过这样的故事：
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太公望当了齐国国君，去拜访住在荒野中的一位贤士狂矞。就跟刘备访诸葛亮一样，访了三次。但是狂矞比诸葛亮固执，还是不见他。于是太公望就不再像刘备，而变得像李逵了，把狂矞抓起来，杀了。
周公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太公望于是解释自己杀人的理由：“狂矞公开鼓吹不给天子做大臣，不跟诸侯交朋友。我怕他会破坏法制建设，干扰舆论导向，所以要杀的第一个就是他。这就好比说，有一匹马，看起来倒也是宝马良驹，但它就像阿凡提的小毛驴，脾气倔，‘叫它往东不往东，叫它朝南偏向西’，就是个奴隶也不屑骑它。你还留着它干什么？”
会编出这么个毫无历史依据的段子来，正反映了韩非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取消人们的没用权。而把贤士比作马，简直就像是冲着庄子来的。《庄子》外篇里有一篇《马蹄》，写的就是没有为人所用的马有多么自由快乐，而伯乐这样相马者的出现，专爱给一匹马有多大用打分，结果毁了马的幸福。
对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氛，庄子显然有深入领会。
庄子带着弟子们出行，看见大片树桩间，有一棵大树大得树荫可以当停车场。一打听，原来别的树有用，所以被砍了；只有这棵树，木材质地太差，做啥啥不成，所以没有砍它的必要。于是庄子总结说，看看，做人也要做没用的人。
晚上在老朋友家借宿，主人杀鹅款待。会打鸣而可以防贼的鹅留着，不会叫的没用，就该杀。对于隐士来说，这是个相当恐怖的信号。
你不许我躲着你，那我就只能调戏你了。就好像你不想来上课，硬是给拘到教室里来了，那总是要来捣捣蛋的。
前面说到了，庄子是轻视语言的，觉得精义不能用语言表达，所以最好不必说话。
但这个境界庄子自己达不到。实际上他说得比谁都多，经常是借着一个小由头，就滔滔不绝讲上一大篇。否则，也就不会有《庄子》这本书了。
知道不该说，憋不住又要说，那就只好追求一种境界，叫作“言无言”。这三个字据说很难翻译，但我觉得也不妨直接上一句大白话——“说了等于没说”。
那话该怎么说？《庄子。寓言》里有过概括。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这段话，公认很重要。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就是庄子自己为《庄子》全书写的序言。
但问题是，这些话该怎么翻译，没人说得准。
首先比例似乎成问题，十分之九的寓言，十分之七的重言，再加上天天说的卮言，远远超过了百分之百。当然，这个容易解释：庄子说的很多话同时具备多种属性，既是寓言又是重言还是卮言，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肯定很多男人是又傻又呆又坏的，不然十个男人不够分配。
寓言，就是把自己的话放到别人嘴巴里去说。你自己发表观点没人信，放到某大人物嘴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同了。而且有些容易惹麻烦的话，由大人物来说，也是挡箭牌。我的话你不爱听是吧？不是我说的，老子说的，孔子说的，马克思说的——不爱听你找他们去，别来跟我烦。
照这么说，寓言本不是讲故事的意思，不过是不直接发表意见而假托别人之口。这就要设置对话场景，安排聊天人物，一来二去，自然也就讲了故事了。
讲故事是好习惯。讲道理太小众，而且最可怕的是碰到那种认真的人。有些道理其实以他的智商根本不可能懂，他还非要给自己找一种已经懂了的感觉，那就不知道要把我说的给歪曲成一个什么玩意儿了。你还是听故事罢，虽然这个故事我讲得很悲凉，但是你就当笑话听，但也比讲道理好。
什么叫重言？这个最难理解。是念“仲言”还是“虫言”，也没有统一意见。我是习惯理解为“重复的话”。《庄子》里确实有不少同一句话来回说的情况，似乎有意营造一种不确定感。重复真是件神奇的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真理重复一千遍就成了聒噪。
卮是酒器，满了就倾倒，空了就仰翻，总之没准谱。所以卮言指盈缩变通，不着边际的话。
老是说寓言、重言、卮言的结果是有意让庄子显得滑稽。荀子骂庄子，就说是“庄周等猾稽乱俗”。
和寓言、重言、卮言相对，《天下篇》里提过一个相反的概念，叫“庄语”，也就是庄严的语言。
滑稽还是庄严，都是说话方式。另外，根据说话内容可以简单地分为真话和假话。于是产生了四种组合：
1。庄严地说真话；
2。庄严地说假话；
3。滑稽地说真话；
4。滑稽地说假话。
庄子反对庄严，他说：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
这个世界太黑暗，太肮脏了，你不能跟它严肃地对话。
庄严地说真话，当面痛斥暴君，基本马上就壮烈了。
你要庄严地说话，只能是昧着良心，打起官腔，为暴君歌功颂德。
这是说“庄语”的两种结果：要么成为烈士，要么沦为帮凶。这两种人，都不是庄子。
有这么个说法，一度很流行：“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要做到尽量不要说假话。”就是保持沉默。
但实际上，想沉默哪有那么容易？不许你归隐，不许你没用，自然，也就不许你不表态。前面故事里的那只鹅，不正是因为沉默而死的？
我想大家上网的时候大概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不知所云的帖子，起个标题，叫《是中国人都进来顶》。我顶不顶，和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这路标题，不就是要挟人表态么？现在你还可以不搭理他；但如果给他点权，后果就难说了。
在“表态思维”非常厉害的文化气氛里，沉默可以被认为是“腹诽”，是“心存怨望”，是消极对抗。这些，已经足够一个杀罪了。
只有两种人，说真话的余地相对大一点。
一种是小孩。看着皇帝的新装，只有小朋友可以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远别长大。很遗憾，这不科学。
另一种，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御和闪避效果要好得多。
这点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国语》中说：“我优也，言无邮。”我一演滑稽戏的，说啥别人都不见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也来个“all—licens'd Fool”，即百无禁忌之傻瓜。庄子和他们比，当然有雅俗之别，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谈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换安全。
比如前面那个树因为没用而活，鹅因为没用而死的公案，庄子的应对，就是滑稽甚至滑头。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庄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搁在有用没用之间。你要杀有用的人时，看我没啥用不构成威胁；你要杀没用的人时，看我还有点用可以装门面，那我就怎么都安全了。
我们可以替庄子举例论证：中国的皇帝，好多死于非命（相形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被谋杀的比例低得多）。刘宋以后，有个改朝换代（哪怕是用禅让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总被斩草除根。因为皇帝这个身份太有用，沾过边的，留着就不放心；法国大革命，拿贵族开刀的热情特别高，虽然当时的贵族压迫远没有中世纪时沉重，但问题是你除了依附王权，别无他用，还占着那么多好处，不杀你杀谁？
但日本的天皇、罗马的教皇、还有好些欧洲国家的国王，政治实权不掌握，作为文化象征却很有影响力。这就是典型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能够血食至今。
但庄子自己，对这个状态看来并不满意，所以他说，我活得很累。
后面他说了不累的办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这么理解：驾驶着道德（这两个字含义跟今天完全不同）飞行器，就不止是“处材与不材间”那个样子了；夸也好，骂也好都是浮云；龙也好，蛇也好随时变化；立场是没有的，上下是投机的；和谐才是标准啊！浮游到了万物的初始状态，把别人当东西，而不被别人当东西，那时候还有谁能累着我啊？
想当年刘老师年轻气盛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还算正式的场合，说到巴金的小说。我说：“巴老人很可敬，小说嘛，说实话很差。”这下就把在场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饶地问我：“你觉得巴金的小说到底有多差？”我说：“我觉得跟郭敬明一样差。”这下又把在场的年轻人都得罪了。
现在想想，这就是太“肯专为”，而没有“与时举化”。其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问题纠缠个什么劲呢？现在想来，我应该这么答复：人家问我巴金的小说怎样，我就说“巴老的小说反映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巴老那时的影响，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问我郭敬明的小说怎样，我就说“郭敬明嘛，反正我觉得他写得也未见得比巴金差。”
这就皆大欢喜了，我并没有说违背自己观点的话，他们听着却都很顺耳。真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是因此骂我乡愿，我肯定只能老实接受。这个乡愿范儿，庄子一方面推为最高；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自己没做到。为什么？不知道。不过可爱的大概正是这个达不到最高境界的庄子。
唯逍遥与调侃不可缺
下面好像也应该谈谈庄子鼓吹了什么——虽然我很想放弃这一部分。《庄子》里，对很多人物和境界，当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话，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觉得卑之无甚高论，结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实还是没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说反话。
努力够着说两句。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逍遥游》开篇，讲了大鹏鸟和斥鴳之类小鸟的故事。
鹏飞九万里，穿越整个世界，小鸟觉得它瞎折腾，自己玩跳树枝的游戏，反而更开心。庄子说，这是小和大的分别。同理，往返于郊区市区之间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环游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万年龟；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晋以来，很流行一种解释，说大鹏有大鹏的本性，小鸟有小鸟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过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这反映了注释者自己的价值观，今天也容易讨大众读者们喜欢。通常优越感极强的思想家们则不喜欢，他们管这叫“庸俗的快乐主义”。
不过从《逍遥游》的文本看，这确实不是庄子的原意。庄子是怎么也不会认同小鸟和大鹏是平等的——就像他鄙视惠施的相位是腐鼠，嘲笑曹商是舔痔之徒。那时候，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和惠施、曹商们平等。
《庄子》这书，还是挺喜欢给各色人等分档次的。只是不同档次该怎么命名，常常比较随意。《逍遥游》里，刨去平庸之辈，把最低一等的智者牛人，叫作“圣人”。然后圣人之上有“神人”，神人之上还有“至人”。但看其他篇目，除了圣人经常是拿来调侃挖苦的之外，神人、至人、真人之类的名词，经常混着用，也没什么严格区分。
绕过这些未加精确定义的概念，我觉得《庄子》很多时候，是把人分成了四等。
最低一等，是被世俗价值观裹挟着过日子的人。这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他们是傻瓜。
略高一等的，是企图改变世俗价值观的。儒家、墨家的理想人物就在这一等。这拨人是添乱的，他们是自己傻，也逼迫别人和自己一样傻之人也。
再高一等，是鄙视世俗的价值观。但鄙视完了就算，绝不多事的。《庄子》书中如果出现庄子本人，通常就是搁在这个位置上。
最高等的，彻底无视世俗也不需要世俗（所谓“无待”）。站在他们的高度看，一切都是一样的，所谓“万物一齐”是也。《逍遥游》中，描述这种最高境界云：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大意是，遥远的姑射山上有个神人，冰雪一样的肌肤，处女一样的身姿，不吃饭不拉屎，没事满天飘。对他来说，宇宙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这点破事，他断断懒得操心。最恐怖的自然灾害，他感受不到。他身上搓下来的脏东西，稍微加工就变成了尧舜级别的圣人。
接下来，我想说几句特别庸俗的话。
这个最高境界，想想很美。通过心斋、坐忘之类的修炼方式，人在某些瞬间，也可能感觉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但大概没有人能一直停留在那种状态里。所谓最高境界，就是最适合骗子活动的地方。
从这点上说，庄子很老实，自己始终没达到最高，这是他素来承认的。
次高境界，个人感觉是达到很容易，但如果你不是庄子，达到了也没什么意义。
对庄子来说调侃就像庖丁解牛，“进乎技矣”。本来挺粗鄙一事儿，被他玩成了艺术。既精致又简朴，既雄浑又飘逸；鄙视知识但其学无所不窥，打起反艺术的大纛，但每一句话都精彩绝伦；嘲笑观察但捕捉细节如痀偻承蜩；跌跌撞撞像个醉汉，可是左呕右吐，每一下总能喷人脸上……从而在日常生活之外，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空间。
这才配得上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然的话，鄙视世界骂倒一切而已，谁不会啊？
【段子为证】
《达生篇》里有痀偻者承蜩和醉汉的比喻，可以证明庄子的态度。
孔子到楚国去，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抓知了，只见竹影飘飘，精准无比。孔子上去请教，老者说，我已经练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拿自己当断树，拿胳膊当枯枝，除了那片透明的蝉翼，世间万物对我来说一概不存在，所以怎么点怎么有。
庄子又称道醉汉。他说，喝醉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虽然也会受伤，但可以不死。醉汉的身体构造与人相同，而伤害却比人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神全”，即精神完备。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车上，也不知道自己摔下来，不考虑生死，也不存在害怕。
美好社会不需要是非
开始本节的内容之前，画面切回希腊雅典，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苏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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