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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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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老师很自负，这点他和孟老师很像。孟老师喜欢跟人辩论，但强调自己是“不得已”；荀老师则非常直接。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
是君子就一定爱辩论。只要是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推崇的观点，咱们君子还尤其突出。
孟老师说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荀老师更狠：
君子……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不苟》）
这句话的意思是：咱们君子，说到自己有多光荣美好的时候，把自己和舜禹相提并论，和天地等量齐观，那也不算吹牛。
人得有多自信，才敢说这个话？相形之下，孟老师简直算低调。
两个如此强势的人，即使价值取向完全相同，大概都很难彼此喜欢。何况，对太多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后者更关键），他们都是相反的。
救世实践派
如果古籍中关于荀子的记载均为真，则此君绝对是个“祥瑞”——他在燕国，发生了燕王哙禅让的大动乱；他在齐国，结果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下齐七十余城；他去了趟秦国然后回到老家赵国，于是长平之战打响；他还赖在邯郸不走，于是有了邯郸之围；最后春申君收留了他……春申君的结局，你懂的。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这句话，分量很重。那么多儒生，绝大多数都只配作大师座下的传教士；要当大师，光靠有复印机和传声筒的本事肯定不够格，一定要有自己开创的独门功夫。
即使不谈思想，荀子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他活动范围特别大，去过的国家特别多。
周游列国，是孔子开的头。孔老师从鲁国出发，到过齐国，在卫国住了很久，还经过了宋、郑、陈、蔡等一系列小国，作短暂的停留。在黄河边，老人家隔着逝者如斯的滔滔河水，看了看对岸的晋国；南下，在楚国边境上，孔老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基本上，孔老师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两个省。而他的步履之所至，目光之所及，也就是后来思想最活跃，学者辈出的地方。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以前的诸子，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和河南人。他们多半是爱跑动的人，但也只在山东、河南之间跑。
儒家弟子，不少去了孔子想去而没去成的晋国。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往西跑得更远，而是晋国分裂成赵、魏、韩之后，势力东移了。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教书，是在现今的河南长垣（钱穆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地点是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他们都没到太行山以西。
墨子活动的区域，算是特别大的。他到过楚国的王都，这点孔老师比不了。但他在楚国待最久的地方是阳城，即今天的河南方城县。墨子的学生见过越王，不过这不意味着这孩子曾远赴浙江，而是当时越国已经把首都迁到了山东琅琊。越王想封给墨子土地五百里（大致在以前的吴国属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南一带。墨子没同意，我低级趣味地想，嫌那里太偏远，可能也是一个附带原因。
今天一说楚国，大家都会想到湖北、湖南一带。其实河南南部，也是楚国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老子、庄子，往往都被当作是楚文化的代表。老子是苦县人，庄子是蒙人，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哪里，有争议，但也都是河南人内部的争议。
战国七雄中，有三个国家在山东、河南没什么地盘。西方的秦国，北方的赵国和东北的燕国，这三国，原本都不出文化人，纯粹的文化人也基本不去，去的都是实践派和野心家。
但荀子，在这三个国家都待过。
第二，荀子本身是赵国人。
荀子之前，赵国没出过著名学者，与荀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也只有一个慎到，一个公孙龙。
荀子是赵国人，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很成功。到齐襄王的时候，说他“最为老师”，也就是公认的前辈大师；“三为祭酒”，也就是多次被评为首席专家。
当时的学术界，齐国稷下堪称凤巢，赵国恐怕只能算鸡窝，荀子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男。
这对荀子看问题的视角肯定有影响。
这和一个在文化中心长大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登泰山而小天下，看到了前辈们看不见的落后地区，然后决定送戏下乡传播先进文化，是一回事。
但在比较落后的赵国长大，既看到学术最发达，思想最精致，却独独对山雨欲来的天下大势格外迟钝的齐国，也看到了野蛮落后，但强悍进取，所向无敌的秦国，那又是另一回事。
荀子在战国学术传统的庐山之外，他的心里，有自己的秤。
第三，荀子亲身经历的大事件之多，也不是孔孟可比。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乱世里，孔老师在世的七十多年（公元前551—前479年），其实算是个相对太平的岁月。当时天下最动乱的地方，一个是南方，楚吴越在争霸；一个在山西，晋国的六卿在夺权。这些都太遥远了，作为一个经常在河南溜达的山东人，孔老师是动乱的局外人。
至于鲁国、卫国的内政，脏事儿破事儿当然少不了。但总的说来，各个政治派别都还保持着较好的自我抑制力。斗归斗，但把政敌的肉体彻底消灭却很少被作为终极目标。正是在这样温和的环境里，孔老师才能从容品味时代的黑暗，追忆往昔的荣光。
孟子面对的现实（主要是前4世纪的中后期）就惨痛得多。尤其是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术，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战争的手段可以如此流氓却又如此有效。马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41年，照一般算法，此时孟子刚过而立之年；马陵（今郯城县）与邹国（今邹城）同在山东省西南部，相距并不远，对这件事，孟老师想必印象深刻。
而被偷袭之后梁惠王的反应则体现了人为了复仇可以有多么疯狂。孟老师评价说：
“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
有了这样的见闻，所以孟老师对战争和暴政的控诉比孔老师显得更忧心如焚。就比如“糜烂其民而战”这六个字，朴素明了。今天的中学生仍然能一望而知，但寄寓情感之沉痛，真是穿越千古。
荀子比孟老师大概又要小上几十岁，两人活动的年代有交集。但总的说来，就在这几十年间，社会形势的变化已是天翻地覆。和荀子所经历的事件相比，即使是孟老师那个时代，都还可说相当平静而富于人道主义。
荀老师经历的大事，第一件是燕王哙禅让。
这是孟、荀二位老师都赶上了的事。禅让的结果是导致了燕国的高层彻底分裂，然后大动乱爆发，《史记》对此的记载是：“构难数月，死者数万”。这个死亡人数在当时也许不算特别惊人，但重要的是，这个恐怖的灾难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边疆，而是在繁华的都市。燕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颇受和平眷顾，很少看见流血的人骤然看见这样尸山血海，尤其会觉得惊心动魄。
年轻的荀子，就是这场大动乱的亲历者；而身在齐国的孟子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但他和荀老师毕竟有旁观者和当事人的区别。根据韩非子的记录，荀老师曾试图阻止灾难的发生，但他最终有心无力。后来，荀老师提及尧舜禅让，坚决判定是浅妄之人的胡说，想必和此时留下的惨痛记忆有关。
第二件事是齐湣王的军国主义改革。
当时在稷下的荀老师是这次改革的反对者。反对的结果就是搞得自己在齐国待不下去，只好南逃到楚国。南下途中，荀老师应该会撞见正雄赳赳、气昂昂北上开赴齐国的楚军。
那是公元前284年，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齐，强大的齐国七十余城顷刻失守，齐国几百年积蓄的“珠玉宝货车甲珍器”被劫掠一空，齐湣王本人则死在楚国将军淖齿手里。
这在当时是天塌地陷的大事。就在不久之前，齐、秦两国的君主，还并称东西二帝。齐国是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天下第一，至于学术思想、言论自由、人民幸福指数之类的软实力更是无与伦比。
然而这一切辉煌竟然是花架子，外力轻轻一击，就如七宝楼台破碎得不成片断。五年之后，战乱平息，荀老师回到齐国。面对兵燹之后的焦土，荀老师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
但更恐怖的事还在后面。大约在公元前266年到前263年之间，荀子去了一趟秦国。这之后，秦赵之间战争爆发。
这第三件事，就是长平之战与邯郸之围。
坑杀了赵军四十万降卒之后，秦军稍事休整，再度出击，把赵国的首都邯郸团团围住。
邯郸城似乎随时将被攻破，秦军的屠刀自是仍然不会留情。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邯郸人的心头。而荀老师，当时极可能就在邯郸围城之中。
何止是邯郸，何止是赵国？当时整个天下，都感觉到了黑云压城风雨飘摇。大家心目中那个恐怖、邪恶、野蛮、暴虐的虎狼之国，真的就要统一天下了吗？
如果荀老师是一个纯粹的齐国人，他也许会用全部力气抨击秦国这种反人类的胜利。然后宣称自己即使投海而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奴隶——被誉为“天下高士”的鲁仲连，就是这样做的。
但荀老师没有。
打开《荀子》这部书，会发现荀老师并不刻意强调自己这个时代的恐怖与灾难。写到了，语气也很客观严肃，绝没有孟老师那种大声疾呼的迫切感和摧人肝肠、感人泪下的力量。
他不喜欢以情动人，当然更不是那种会为孤儿寡妇流泪却对可行的社会福利方案毫不关心的浪漫主义者。
他要找问题的症结，也要找解决的办法。
性恶和能群：人类的劣势与优势
见识了太多人间惨剧的荀老师对人性作了悲观的判断。他说，“人性恶”。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
人生来就会追求利益，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相互争夺而不懂什么是辞让了。
人生来就会嫉妒他人，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相互残害而不懂什么是忠信了。
人生来就喜欢声色娱乐，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淫乱，而不懂什么是礼义文明了。
总之，顺着人天生的性情，结果就是你争我夺，不守本分，不讲道理，而最终归于暴虐。
当然，荀老师也不算是一个彻底的性恶论者。和孟老师一样，他也把人的特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人性”，一部分叫“人为”（“伪”）。分析一下具体内涵很容易发现，荀老师说的人性，相当于孟老师说的禽兽，这部分两个人都认为是恶的；荀老师说的人为，相当于孟老师说的人性，这部分两个人都认为是善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二位吵得这么热闹，却仅是语词之争。区别在于——
第一，孟老师看重向善的能力。认为人只要将自身的善发掘出来，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荀老师担忧作恶的倾向，认为任由这个倾向发作，结果就是谁也活不下去。
第二，孟老师认为这种向善的能力是可以自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的；荀老师则强调，这不可能。要向善，就必须借外力的引导与规范。
借助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人的自然本性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来看一看。
奥地利生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先生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大鱼缸里放进二十五种不同的鱼，每种四条。如果鱼打架的话，应该咬96次其他种类的鱼，才有机会咬同类3次。但实验结果是，异类互咬与同类互咬的比例是15：85。而这十五次异类互咬中还有多算的，因为有一种处女鱼，只待在水槽的洞穴里。任谁进入自己的地盘，它都会冲上去乱咬一气。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实际上，一系列观察和实验都表明动物们攻击同类的热情总是远远高于异类。
个中道理倒也不难解说明白。任何一种动物（人类亦然），总需要食物和异性。你要把猎物扑倒，要把异性推倒，这都需要攻击的能力。但这不是攻击的真正奥秘，关键其实在于，谁和你需要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异性？
当然是同类。
狮子攻击羚羊，但狮子永远不会希望把所有羚羊赶尽杀绝（因为这同时意味着自身的末日），而一只狮子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另外一只狮子。
洛伦兹嘲讽说，待在城市里的人爱幻想野外鳄鱼大战巨蟒之类的景象，其实人家无冤无仇，没事打什么劲儿啊。要打，也是同类相残。
同理，人类之间相互过不去，大概也是天性。而且人类这种热情还确乎在所有动物中名列前茅。因为有一种资源，只有对人来说最稀缺。
那就是领地。
领地的重要性首先是和食色欲望有关。雄性动物把领地看作自己基本的食物来源。有了这点保障，它才可能赢得雌性的青睐。另一位动物行为学家罗伯特。阿德雷在《领地的必然性》一书中谈到，多数领地物种中的雌性对没有领地的雄性，甚至根本不作性反应。这个结论广大丈母娘大概会很喜欢。因为也许可以借此推论，早在人类还不是人的时候，姑娘就已经只愿意嫁给有房的男人。
这大概也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生物学解释。动物之间的领地争端往往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弱势一方可以通过逃跑来避免冲突。但这个方案对人类却经常不适用，而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不适用。人类已经发展得太强大也太能繁殖，多余的土地几乎没有了。——前面提到过，孟老师曾建议滕文公像太王一样离开故土，但太王可以走，滕文公却无路可走。
那么在动物之中，到底是否存在合作、利他的情况？
据说也是有的。
第一种利他叫“亲族选择”。
这在蚂蚁、蜜蜂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小虫子有时会为了保护同类和族群做到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但相应的表现是，蚂蚁、蜜蜂辨认亲族的能力超强，对非亲族同类的灭杀欲望也大大高于其他物种。这种特性延伸到人类社会就有点像野蛮时代的部族间“血亲复仇”。西周宗法制，也有点像按照这个逻辑设计似的。体现在儒家思想里，是鼓吹讲究血缘伦理的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相对空洞的口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倒是长期被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种叫“互惠的利他”。
比如哺乳动物之间互相舔毛，比如一个山洞里彼此熟悉的吸血蝙蝠，有时吸到血的会喂血给没吸到血的，然后下次你再喂还我；比如小鱼以大鱼身上的垃圾为食，大鱼借以清洁自身。这个就有点像墨家的“兼相利，交相爱”。动物之间，这种利他发生的条件要求很严格。比如大家要是“熟人”，活动区域要固定，该物种寿命足够长。简言之，就是仅限于小圈子里有效。墨家满口“天下”，调子很高，但实践的结果是墨者集团也是搞成了一个小圈子。
第三种利他是否存在，生物学家间争论很多，叫“群体利他”。
就是一群动物团结在一起，彼此扶持（程度较上一种深入得多），相亲相爱，从而在生物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动物间是否有这样的利他不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恰恰也是荀老师特别注重的一个概念。
荀老师说，人类的根本优势所在就叫作“能群”。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既然牛和马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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