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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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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沮、桀溺：孔子迷路，让子路向两个在水田里干活的长大汉子询问渡口的所在。两个汉子不但不回答，反而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思是天下到处都糟糕透了，企图改变是徒费心力。又策反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意思是与其跟着孔子躲避坏人，不如跟着我们抛弃世界。
苏秦张仪是女人
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金庸《倚天屠龙记。有女长舌利如枪》
官当得遮遮掩掩的稷下先生，孟老师要骂；看见一门心思想当官，此外啥也不管不顾的，孟老师更毒舌，并且是与此类人真的划清界限了。
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西方日渐崛起；靠齐威王时代打下的基础，东方的齐国正如日中天；南方的楚国是老牌大国，内囊虽然渐渐尽上来了，外面架子却还不曾倒；战国初期改革的领头羊魏国这时连连受挫，但家底也还不曾败光。总之，这时候不存在什么“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多极均衡，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对所有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都是找盟友，最害怕的都是被孤立，所以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人才，成了各国领导人最重视的对象。
而当时外交界的领军人物，一个叫公孙衍，他主张合纵；一个叫张仪，他主张连横。
于是，有个不开眼的景春同学，向孟子夸口这二人的好处。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
这位景同学的身份，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汉书。艺文志》所收“兵形势”一类的书里，有《景子》十三篇，有学者猜可能就是这个景春。战争是外交的延续，谈军事和论纵横的思路相近处很多（张仪、公孙衍也都带过兵），二者可算是一家亲。
跟孟老师夸张仪，挑衅意味本来就很明显；如果景春真的就是这个景子，那以兵家人物抬出纵横家两大宗师，更十足是踢馆了。你孟老师不是说当今之世，平治天下舍你其谁吗？你看看你这辈子到底干成啥大事了没有？人家张仪、公孙衍，可是做到了一发飙诸侯恐惧，一回家天下太平，这才叫大丈夫呢！
景春这一激，非同小可，顿时引出了孟老师生平最有名的一句格言，至今中学生都必须咬牙切齿地背诵，有分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三条标准，公孙衍和张仪够哪条啊？他们算什么大丈夫，只是长着小老婆舌头而已。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女子出嫁的时候，当妈的会在家门口教导她说：“到了你婆家之后，态度要恭敬，做事要谨慎，老公永远是对的。”把顺着老公的性子来当作正确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做女人的准则。
必须声明，我也认为孟老师这么说女同胞是不对的，必须加以严肃批判。如果有女人确实这样了，那也是万恶的臭男人霸权造成的人性扭曲……
张仪们对君主的态度，就像女人对老公。君主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张仪们的人生准则。
孟老师这话骂得难听，但纵横家们未必不引为知音。孟老师被人夸，说是特别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理，还真不是虚语。
和张仪齐名的苏秦老师，就确实曾把自己比作小妾。
有人跟燕王说，苏秦这人，道德败坏，您别用他。苏秦就跟燕王说，嫌弃我道德不好是吧，那么请问：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战国策》）
曾参有多孝顺？他在地里干活，一不留神把根瓜秧子踩断了，他父亲大怒，上去一棍子就把他打昏过去了。曾参苏醒之后，第一件事是唱歌。因为按他的想法，老爸气头上把我打昏过去了，冲动过后他会担心我的身体。所以现在唱个歌表示恢复得还行，让老人家安心。
伯夷有多廉洁？他是孤竹国君的嫡长子，按规矩理所当然拥有继承权，但老父临终前传位给弟弟，他就坚决靠边站。弟弟要让位给他，他就离家出走。后来周武王伐纣，他觉得是以暴易暴，这事儿干得不地道。劝阻不成，看武王得了天下，他觉得从此普天下的粮食都不干净了，于是上首阳山挖野豌豆苗吃，最后活活饿死。
尾生有多守信用？跟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姑娘迟到——约会迟到是女人的特权，耐心等待展现忠诚，本来是必须要有的表现。但尾生表现得特别超凡脱俗，最终是姑娘没来，洪水来了，等到洪水退去，露出尾生抱着桥柱子的尸体。
燕王听罢：“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当然得用啊！”
苏秦说：“不对。像曾参一样孝顺，那么父母在不远游，一宿没着家，他就没法睡觉，能够像我这样为您跋涉千里去游说吗？像伯夷一样廉洁，周武王他都瞧不上，还能瞧得上您吗？像尾生一样守信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你总是实话实说，那不是找死吗？”
然后苏秦总结说，曾参、伯夷、尾生的道德高尚，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名声。这是自取灭亡，而不是成功学的精义。
接下来，苏秦又哀叹自己遭人攻击，是“以忠信得罪于君”。燕王不信人间竟有如此悲剧，于是苏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
老公出远门，大老婆偷人。老公回家，大老婆让小老婆送毒酒给老公喝。小老婆故意把毒酒打翻，结果遭到老公的鞭打。——她为什么要打翻酒呢？因为她知道是毒酒，喝了就死，这是“上以活主父”；她为什么不向老公说明呢？因为说明了大老婆就要被赶走，这是“下以存主母”。苏秦说，我的处境，就类似这个小老婆。
苏秦这一大段说辞，正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完整表达。前一半说曾参、伯夷、尾生不足取，是说以个人实现为目标的道德无意义；后一半说扛着委屈的小妾最伟大，是说要急主子之所急，想主子之所想，领导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
在今天，一边在职场憋着委屈，一边爱看宫斗剧的观众，对苏秦老师的感慨，还是会挺有共鸣的。不过在孟老师眼里，这种态度恰恰最不可容忍。有三个原因。
第一，孟老师提倡的跟领导人谈话的原则，是别管他高高在上的样子，先鄙视了再说，所以他看不得“妾妇们”低三下四的样子。这触犯了他的一个大原则，也就是“士尚志”。
第二，“妾妇们”那么积极地为主子着想，也不是真就那么贱性，关键在于为主子牟利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己最快获益的方式。这触犯了孟老师的另一个大原则，也就是“义利之辨”。
第三，为了完成主子的意愿从而获得自己的成功，“妾妇们”不介意会造成什么后果。张仪成功了，对楚国人民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苏秦成功了，对齐国上下来说是空前的浩劫。这触犯了孟老师的又一个大原则，也就是“保民而王”。
第四章 风流孟夫子
孟老师骂张仪是妾妇，太会伺候人；他自己，则无疑更像是一位傲娇的女生：一会儿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一会儿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最终，闹得不想见面，就去找闺蜜。景丑老师劝和不劝离，是个好闺蜜啊。
引子
现今讲儒家的人，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儒家关心历史，又把自己看作真正能影响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留意身后名，对自身的行迹，记录也比较多。
不可靠的地方当然是有很多。不过戳穿谎言往往比填补空白要容易一些。
孔仲尼老师的生平大事，今天基本还历历可见。《孔子世家》虽然写得怪力乱神，但只要想想，释迦牟尼老师是啥年代的人，不同说法的分歧大到有几百年；耶稣老师是不是真有其人也还聚讼纷纭。由此，我们就知道，司马迁能写这样一篇传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孟子的履历，要模糊一些，但基本信息还是知道的。
他姓孟名轲，字是什么不清楚，有些书上说他字子车、子舆、子居，大概是求全附会之说。
孟老师是鲁国名族孟孙氏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他出生在邹国。邹国、鲁国靠得很近，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用“邹鲁之士”作儒生的代名词，是很常见的情况。
《韩诗外传》《列女传》这些汉朝人的书里，都提到了孟子的妈妈是模范母亲，还讲了一些民间故事风格的小段子，至今教育小朋友的时候还用得到，比如不能撒谎，学习要持之以恒，还有要无论如何找学区房等等。
这些故事传播的结果，是导致人们普遍相信孟子的爸爸应该很早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孟子三岁时）。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孟父早死的传说，只说明了广大群众对单亲妈妈把独生子拉扯成才的故事有多么热爱。
司马迁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孙子子思的某个不知名学生。所以在儒门他这一脉，人称“思孟学派”。但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孟子是子思本人的学生了。名师高徒，说起来更给力。至于这么一改，导致年代无法衔接，那是学者才会操心的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的民间故事，都是以缺乏时间观念著称的。
但孟子确实很推崇子思，至于孔子，他更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
孔子综合了所有圣人的品质，是永远符合时代精神的圣人。或者用鲁迅的翻译，叫“摩登圣人”。
这些话，当然是捧到极点了，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孤立地夸，火力再猛也没关系，就怕人比人。这就像做广告，你说你最牛，没关系，尽管说，但你不能点名道姓地说你比同行牛。
但孟子还真就点了，把孔子和伯夷比，和柳下惠比，和伊尹比，这些都也还罢了，最关键的是，他借宰我之口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孔子自己，是向来不敢自居圣人的。不是自谦，倒是自知——按传统观念，古代的圣人都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有德，二是有权。或者说，圣人和圣王基本是同义词。孔老师一辈子没捞着过一个有实权的官，和圣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孔门弟子们捧老师是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是贬低了权力的重要性。说道德积分突破上限的孔子，比道德和权力都是满分的尧、舜还要高，实际是在明白宣告，算不算圣人，道德是唯一指标；权力，随它去吧。
君究竟有多轻
说起来，孟老师其实也是个官迷。他说，做官是我们君子的光荣传统。并向人介绍说，孔子如果在一个国家三个月得不到任命，就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会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并随身携带给别国国君的见面礼。又说，按照老礼，一个士人如果三个月没当官，别人就会来慰问他。
搞得听他讲古的人也大吃一惊：三个月而已，至于吗？咱们魏国也是热衷做官的国家，可也没听说过猴急到这个地步的。
大概，正因为同是官迷，孟老师才愈发要和苏秦老师、张仪老师他们划清界线。他对国君，可就不会那么体贴了。
孟老师的生卒年，根据现存史料，只能大致推测，无法说准是哪一年。但他游历诸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宾主双方是亲切友好地交谈还是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有不少倒是可以确定的。
公元前333—前330年，孟老师在祖国邹国当了官。然后，和国家领导人邹穆公有了这样的对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邹穆公跟孟老师倾诉自己的郁闷：邹国和鲁国打了一仗，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个，邹国人民就在一边干看着。这种让领导先死的作风，邹穆公当然无法容忍；但要处死围观群众，这么大的群体事件，恐怕就要把邹国这点可怜的人口都杀光了。
所以他左右为难。
孟老师的答复则很干脆：官员们死得活该。
孟老师说，闹灾荒的年份，邹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粮食、资金储备很雄厚，有关部门却不汇报灾情。曾参老师说得好：“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国君您就甭抱怨了。
这算是当面让国君下不来台。顺便贡献了一个成语：“出尔反尔”。
公元前330—前324年，孟老师在齐国找机会。
当时齐国国君还是齐威王，一般认为他是齐国历史上最英明有为的领袖，特别欢迎别人给他提意见，导致来提意见的人太多，齐国王宫热闹得跟市场一样，人称“门庭若市”。
但孟老师跟他交流不多，反正《孟子》书里没提孟老师跟齐威王都说过啥。大概这种处境让孟老师很失望，所以他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324—前320年，孟老师在泗水流域的那串小国溜达。
这期间，孟老师收获了自己的头号大粉丝滕文公。滕文公还在当接班人的时候，就专程去拜访过孟老师，结果孟老师言必称尧舜，大谈只要发掘出人性之善，就可以有神奇的功效。把滕文公迷得神魂颠倒，“于心终不忘”。后来滕文公的父亲去世，滕文公顶住来自家族长辈、国家元老的压力，遵循孟老师的指示，把爸爸的丧事按传说中的西周老规矩给办了。
当了国君后，他跟孟老师说话，基本也是恭谨地执弟子礼。
公元前320—前319年，孟老师到了魏国。
魏国和之前那些小国可不一样，滕国领土不过五十里，比一个村儿大点儿。魏国却是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自诩“天下莫强焉”，虽然最近吃了不少亏，但还是第一世界的心态。到魏国遭际如何，对已经步入老年的孟老师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因为魏国当时已经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国君也叫梁王。
《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孟老师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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