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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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我想你会希望我把单子送过去。这里共有七十五个名字，里士满的顾客。”
“嗯，如果你可以尽快把名单送来，我会非常感谢。但如果可能，请你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
他老大不情愿地做了。除了车辆管理局、中央供应中心和我们部门，大多数公司我都不知道。整体而言，他们包括一万余名雇员，从法官、公共辩护人、检察官到全部警察局、州与市政府管车辆的技师。在这么多人之中，有一个有洁癖的无名先生。
三点多时，我手拿一杯咖啡走回我的办公桌。罗丝按铃叫我，她转了电话过来。
“她死了好一阵了。”马里诺说。
我抓过公文包夺门而出。　
　
第十一章
根据马里诺的调查，被害人的邻居没有一个曾在周末看到她。她的同事在星期五与星期六打电话来也没人接。星期一下午一点钟，该上课了，她仍没出现，她的朋友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现场，走到屋后，看到三楼有扇窗豁然敞开。看来被害人的室友出城去了。
她住的地方离城中心不到一英里，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区边缘。该校校区建筑分散，有多达两万名以上的学生。很多学院坐落在沿西大街翻新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与砖石房子中。夏季班正在上课，学生在街上漫步、骑自行车。他们流连于餐馆外的小桌间，胳膊肘边放着一叠叠书，他们与朋友交谈，尽情享受七月温暖阳光下迷人的午后。
马里诺告诉我，汉娜·耶伯勒约三十一岁，在大学的广播学院教新闻学，去年秋天才从北卡州搬来。她已死了好几天，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警察和记者挤满了现场。
车流缓缓驶过那幢三层暗红砖房，入口有一面蓝绿两色的手制旗帜在飘扬，红色和白色的天竺葵让窗外的花坛显得格外耀眼，蓝色的铁皮屋顶上有新艺术派的浅黄花样。
那条街挤得水泄不通，我只得将车停在半条街外。一路上我注意到那些记者比以往更静默，我经过时他们几乎没有动静，也没有把照相机或话筒推到我脸前。他们的举止几乎有点像军人——僵硬、安静，但很不自然——好像他们已猜到又是一个。这已经是第五个了，五个像他们自己，或像他们太太或情人的女子被人残暴地杀死了。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老旧的石阶上，提起拦住前门的警戒带。我进入一个昏暗的门厅，走上三层木楼梯。在顶层的走廊我看到警察局长、几个高级警官和一群警察。比尔也在那里，紧临敞开的门口往里看。他的眼神短暂地与我接触，脸色灰白。
我几乎没有注意他。我站在门口往内看，那间小小的卧室充满了腐尸特有的恶臭。马里诺背对着我，蹲下来打开衣柜抽屉，熟练地翻检整整齐齐叠好的衣服。
衣柜上面疏落放着些香水与面霜、一把梳子、一套烫发卷。衣柜左方靠墙有张桌子，桌面上的电动打字机像是一片纸海书洋里的小岛。头顶的架子上和木头地板上堆了更多书籍。衣橱间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没有开灯。地上没有地毯，房间里没有摆设，墙上没有照片或图画——好像没有人长住在这间卧室，或者她只是暂时借住。
我右边较远的地方有一张单人床。从远处我看到纷乱的被单和一团纠结的深色头发。我注意着脚下走过的地方，慢慢靠近她。
她的脸正朝着我，但已经浮肿腐化到不可辨识，我只能看出她是白种人，有深棕色头发，除此之外看不出她生前的相貌。她裸身侧卧，双腿上提，双手被绑在背面。看起来凶手用了百叶窗的绳子，那种绳结和杀人的模式熟悉得可怕。一条深蓝色的被单丢在她的大腿处，从被单丢弃的样子看得出凶手的冷酷和轻蔑。床脚的地上有件短睡衣，上衣扣了纽扣，从衣领到下摆被割开，睡裤则从侧面被割开。
马里诺慢慢穿过卧室，走到我旁边。“他爬梯子上来的。”他说。
“什么梯子？”
那里有两扇窗户。他瞪着的那一扇开着，就在床边。“在外面，靠着砖墙。”他解释给我听，“那里有个老旧的铁消防梯，他就从那里进来。梯子生了锈，有些锈片掉落在窗台，可能是从他的鞋底掉下来的。”
“他也是从那里出去的。”我大声说出假设。
“不一定，但很有可能。楼下的门上了锁，我们得撞进来。但外面，”他再朝窗户看了一眼，“梯子下方的草很高，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星期六雨下得很大，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
“这里有空调吗？”我在起鸡皮疙瘩，房间内的空气不流通，又湿又热，并且弥漫着腐烂的气息。
“没有，也没有风扇。一个也没有。”他伸手去擦他发红的脸。他的头发像灰绳子似的黏在潮湿的前额上，眼睛布满血丝，眼眶一团乌黑。他看上去有一个星期没睡觉、没换衣服了。
“那扇窗是锁着的吗？”我问。
“两扇都没有……”他一脸诧异，我们同时转向门口。“见什么鬼……”
有个女人在楼下门厅里尖叫。杂乱的脚步声和男人的说话声随即传来。
“滚出我的家！噢，上帝……滚出我的房子，你这狗娘养的！”那个女人尖叫道。
马里诺突然越过我，大步流星地冲下楼梯。我听到他在和人说话，尖叫立刻停止，喧闹转为低语。
我开始检查尸体的外部。
她身体的温度同室温一样，死后的僵硬已经发生过又停止。她死后不久，身体僵硬变冷，后来外面的温度上升，尸体的温度也跟着上升，最后尸体不再僵硬，好像刚死的震撼已随时间消逝。
我不需要拉开全部被单就知道下面的情景。一时间，我无法呼吸，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轻轻把被单放回去，脱下手套。这里没有什么可检查了。没有。
听到马里诺再次上楼，我转过头，想告诉他，要他确定尸体送到停尸间时，必须包在被单里。但那些话哽在喉咙，我诧异得无法开口。
马里诺与艾比·特恩布尔就站在门口。马里诺在想什么？他疯了吗？艾比·特恩布尔，王牌记者，和她比起来，大白鲨只能算是金鱼。我注意到她穿着凉鞋、牛仔裤，上衣是白色棉布衫，没有塞进长裤。她没化妆，也没带录音机或笔记本，只有一个帆布包。她直勾勾地望向床上，脸因恐惧而变形。
“上帝！不，不！”她伸手捂住张开的嘴。
“那么是她了。”马里诺低声说。
她靠近一点，双目圆睁。“上帝！汉娜！噢！上帝……”
“这是她的房间？”
“是的，是的！噢！上帝！上帝……”
马里诺一偏头，示意一旁的警察送艾比·特恩布尔出去。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和她的低泣声逐渐远去。
我轻轻地问马里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嘿。我永远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是她在尖叫。”我麻木地接下去，“对警察尖叫？”
“不。鲍尔斯刚好下楼。她对他尖叫。”
“鲍尔斯？”我不能思考。
“倒也不能怪她。”他径直道，“这是她的房子。难怪她不想看到我们在这该死的地方到处爬，但偏不准她进来。”
“鲍尔斯？”我像呆子似的又问了一遍，“鲍尔斯告诉她，她不能进来？”
“还有其他几个家伙。”他耸耸肩，“找她谈话可能很有意思，完全不可思议。”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床上的尸体，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想法闪过。“这位女士是她的妹妹。”
二楼的客厅满是阳光与盆栽，最近刚花费不菲地整修过。发亮的硬木地板几乎完全被一块白底有淡蓝绿几何图案的印度地毯盖住，白色的沙发上放着有棱有角的浅色小靠垫，白色的墙上挂着很多惹人艳羡的里士满画家奎格卡波的作品。房间的布置没有考虑实际功能，我猜艾比完全依自己的喜好而设计。她那冷色调的小窝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屋主的成功与冷眼看世人的态度，这种印象与我对其创造者的评估似乎相去不远。
她蜷缩在白色皮沙发的一角，紧张地抽着一根细长的香烟。我从来没有近看过艾比，她的长相奇怪得惊人，眼睛呈不规则形，一只眼比较绿，丰满的嘴唇与突出的鼻子好像不属于同一张脸。她留着棕色垂肩的头发，有些已经开始变得灰白。颧骨很高，眼角与嘴角遍布细纹，腿长而纤细。她与我年纪相仿，可能还年轻几岁。
她瞪着我们，眼睛像受惊的鹿一样眨也不眨，陪伴她的警察离开了，马里诺轻轻关上门。
“我很抱歉。我明白这对你来说有多困难……”马里诺念出一贯的台词。他平静地解释，她回答所有问题很重要，记起所有和她妹妹有关的事——她的习惯、朋友、常做的事——细节越多越好。艾比呆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我坐在她对面。
“据我所知，你出城了。”他开始提问。
“是的。”她的声音发抖，身体也是，好像很冷，“我星期五离开家去纽约开会。”
“哪种会议？”
“一本书。与我的经纪人有约，我们在磋商一本书的合约。住在一个朋友家。”
玻璃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平缓地转动。艾比空洞的眼睛瞪向它。
“你在纽约时曾打电话给你妹妹吗？”
“昨天晚上我打给她，想告诉她我什么时候回来。”她深吸了口气，“没人接，我觉得有点奇怪，我猜，我只是以为她出去了。我到了火车站后又试了一遍，我知道她下午有课。最后我叫了出租车。我一点也没想到。直到我回来，看到这么多车，看到警察……”
“你妹妹和你住了有多久？”
“去年她同丈夫分居。她想要有所改变，有时间想一想。我告诉她可以来和我住，直到她安顿下来，或决定回到她丈夫那里去。那是秋天，八月下旬。她在八月下旬搬过来，然后开始去大学教书。”
“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侯？”
“星期五下午。”她的声音升高破开，“她开车送我去车站。”泪水涌上她的眼睛。
马里诺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皱的手帕递过去。“你知道她周末的计划吗？”
“工作。她告诉我她要留在家里做事，准备教书的材料。汉娜不是很外向，有一两个好朋友，也都是教授。她有很多课要准备。她告诉我星期六会去买菜，就这样了。”
“在哪里？哪家店？”
“我不知道，这不重要。我知道她没去。刚才在这里的警察要我去查厨房。她没有去买菜，冰箱和我走的时候一样空。一定是星期五晚上发生的，就像其他案子。整个周末我在纽约，而她在这里，这种样子的在这里。”
良久没有人说话。马里诺在观察客厅，他的脸丝毫不动声色。艾比颤抖着点起一根烟，转向我。
她还没说出口，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
“是不是和其他的一样？我知道你看过她了。”她迟疑了一下，试着让自己镇静。她平静地问我，那模样就像暴风雨即将爆发。“他对她做了什么？”
我发现我在给她那一套“等我仔细检查之后，才可奉告”的废话。
“上帝！她是我妹妹！”她哭道，“我要知道那个野兽对她做了什么！噢，上帝！她有没有很痛苦？请你告诉我她并没有受苦……”
我们任由她哭，她深沉的呜咽里充满不可掩饰的痛苦与愤怒。她的痛苦把她带到一般人不可及的地方。我们坐着。马里诺专注地盯着她，看不出任何表情。
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便痛恨起自己。我是那种冰冷而一板一眼的科学家，不为任何人的痛苦所动。我该说些什么？她当然很痛苦！当她发现凶手在她房间里，于是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她恐惧，她看过报纸以及她姐姐那些让人全身发凉的报道，恐惧开始浮现心头。她知道其他被杀女人的遭遇，那只会让她更为恐惧，还有痛苦，身体上的痛苦。
“好吧。你当然不会告诉我。”艾比讲得又急又乱，“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打算告诉我。她是我的妹妹啊，而你却不告诉我。你一把抓住所有的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了什么？那个杂种要杀多少人？六个？十个？五十个？然后警察才抓得到人？”
马里诺继续面无表情地瞪着她。他说：“不要怪警方，特恩布尔小姐。我们和你在同一边，我们在帮忙——”
“可不是！”她打断他，“你帮忙？就像你上星期帮的忙！狗屁！那时你在哪里？”
“上星期？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有个可疑的家伙从报社一路跟我回家。”她大声说道，“他就在我后面，我转他也转。我甚至停下来去买东西，为了甩脱他。二十分钟后我出来，他还在那里。同一辆该死的车跟踪我！我回家后立刻报警，但他们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两个小时后有警察过来看有没有事。我描述给他听，甚至给他牌照号码。他有没有继续跟踪？见了鬼，可不是，再也没有回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