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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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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她们的职业也不同，分别是教师、作家和接待员，现在这个则是医生。她们住在城里不同的区域。
我从医事包里拿出一根很长的化学温度计，先量室温，再量她的体温。室温是华氏七十一度，她的体温为九十三点五度。死亡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难确定，除非有目击证人，或死者的手表当即停摆，否则不可能准确推算。但可以看出，洛丽·彼得森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她的体温每小时降低一两度，身上的小块肌肉也开始变得僵硬。
我着手寻找任何可能在去停尸间途中会遭破坏的物证。她皮肤上并没有掉落的头发，但我发现了多种纤维，当然，绝大多数是从被单上掉下来的。我用镊子取了样，其中有些细白，有些则似乎来自某种深蓝或黑色的东西。我把它们都装进放证据的小金属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股麝香的味道，一块类似干掉的胶液的透明残余物粘在她双腿的前而和背面。
这组案子里全都检验出精液，但以血清学来看，这项证据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个凶手和百分之二十的人一样，是所谓的非分泌者。这表示他的血型抗原不能在他的体液如口水、精液或汗水里找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液样本，就无法得知他的血型。
只不过两年前，凶手若具有这种非分泌的特质，必定会对调查造成严重打击。但现在只要警察先抓到嫌犯，取得其生物样本，同时确认其没有同卵双胞胎，用最新引进的DNA测试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指认凶手。
马里诺走进卧室，紧贴在我身后。
“那浴室的窗子，”他边说边看着尸体，“嗯，据她丈夫说，”他一弯拇指指向厨房，“没关的理由是他上个星期打开了它。”
我静静地听着。
“他说他们很少用那间浴室，除非有朋友来。看来他上周末换了纱窗，说做完后可能忘记锁上，那间浴室整个星期都没人用过。而她……”他再朝尸体望了一眼，“没理由想去关，她以为一定锁上了。”他停了一下。“奇怪的是那凶手好像只试了那扇，没关的那扇，其他纱窗都没有被割开。”
“房子后面有几扇窗？”我问。
“三扇。厨房一扇，那间浴室一扇，在这里的浴室一扇。”
“所有的窗都有滑动窗框，最上面有栓？”
“没错。”
“这表示，如果你在外面拿手电筒照窗栓，或许可以看到上锁了没有，是不是？”
“说不定。”那种平板、毫不友善的眼神又出现了。“但你得爬高才行，从地面上看不到。”
“你提到有野餐桌凳。”我提醒他。
“问题是后院那天杀的地奇软无比，如果那家伙拿了椅子到其他窗户下，然后站在椅子上看，椅子腿应该在草地上留下痕迹才对。我派了几个人去外而查看，另外两扇窗下一点痕迹也没有，看起来凶手压根儿没有走近那里，他应该径直就去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
“那扇窗会不会留了一道缝，所以凶手就一路走了过去？”
马里诺让了我一招：“嗨，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有道缝，说不定上周她也会注意到。”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后见之明很容易。但大多数人并不会费心留意家里的各种琐碎细节，特别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房间。
在那扇可以望到街头且挂了窗帘的窗户下，有些让人震惊的东西摆在桌上，它们在提醒我：洛丽·彼得森和我是同行。《外科原理》和《多兰》杂志等数本医学期刊散放在记事簿上。鹅颈状铜灯下有两张软盘，标签上用签字笔简明地写着日期“6/1”，又注明“I”与“Ⅱ”。软盘是最常见的可以用在IBM兼容电脑上的那种，上面可能有洛丽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工作的资料，医学院里有许多电脑可供学生和医生使用，但他们家里似乎没有个人电脑。
屋角的衣柜与窗户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叠衣服，外加一条白色棉质长裤，红白相间的短袖上衣和内衣。这些衣服微微起皱，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天后随手搭在椅子上。有时候我太累时，也懒得把衣服挂起来。
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丁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希望和安慰，对他保证他的妻子死干一瞬间，没受什么罪，死后才被绑起来强奸。但我对他无话可说。马里诺带着我穿过客厅，走出房门。
在红蓝灯光闪烁的背景下，房子前院被电视台的摄影灯照得通明。那些魂不守舍的调度员断断续续的对话声正努力对抗轰隆隆的引擎声，雨丝开始悄悄透过薄雾洒了下来。
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的记者无所不在，他们不耐烦地等着尸体从前阶抬下，然后滑进救护车车厢。一帮电视台的人站在街上，一个身段利落、穿着风衣的女子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她绷着脸，严肃地对着一架磨人的摄像机，为星期六晚间新闻录下犯罪现场实况报道。
比尔·鲍尔斯，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刚好赶到，正准备下车。他看来有些茫然，还没睡醒，一心要逃开那些记者。他还不清楚情况，也就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谁通知了他，可能就是马里诺。这时警察到处巡视，好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对着草地没头没脑地乱照，还有些人靠着他们的白色巡逻车聚在一起说话。鲍尔斯拉起防风夹克的拉链，看到我时微一点头，匆匆上了走道。
警察局长和一个警官坐在一部没有标志、亮着照明灯的浅灰褐色车内。他们脸色惨白，正点着头同记者艾比·特思布尔交谈，她从敞开的车窗外向他们提问。我们一走上街，她就尾随而至。
马里诺一翻手把她打发了。“嘿，无可奉告。”他用那种“滚你妈的”的声调说。
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几乎有种安慰的作用。
“这真是糟透了！”马里诺一脸憎厌，在身上摸索着找烟，“上帝！简直就像定期上演的戏码。”
马里诺替我打开车门，清凉的雨丝落在我的脸上。我发动车子时，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心开车，大夫。”
第二章
衬着幽暗的夜空，那白色的钟面如满月般浮动。它高悬在老火车站的圆顶上方，在铁轨和九十五号州际公路的天桥上。多年以前最后一班载客的火车停驶后，那大钟上金属细丝制成的指针也跟着停摆，正指向十二点十七分。卫生与社会服务局决定在城内这片低洼区域盖一座为死人服务的医院，时间在这里仿佛永远停在十二点十七分。
建筑物矗立起来又倾倒。轿车、货车不间歇的隆隆吼声像是远方满怀抑郁的海洋。脚下的地面则是布满垃圾、杂草蔓生的干土，又像渗透了毒液的海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面生长，入夜之后又没有任何灯光。除了卡车司机、旅客和火车沿钢筋水泥的车道疾驶而过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在这里移动。
我开车经过这片黑暗，那白色的钟面看着我，宛如梦中那张惨白的脸。
我的旅行车从铁丝网护栏的开口驶入，停在我过去两年内几乎每天都去报到的灰色大楼后面。除了我的车，唯一的公务车属于指纹鉴定专家尼尔斯·范德。马里诺通知我后，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他。自从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我就开始执行新政策：万一有新案发生，范德就立刻来停尸间与我会合。现在他已经坐在X光间，准备进行激光检验。
门外有光洒在柏油路上，两个医护人员正从一辆救护车的后门拉出一个放着黑色敛尸袋的担架。整个晚上都有尸体送来。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出现任何死干非命、死亡出人意料或死因可疑的情况，尸体都会被送到这里来，不分昼夜，不分时刻。
那两个身穿蓝色连身衣的年轻人看到我打开门进去，好像有点惊讶。
“你今天来得挺早，大夫。”
“在梅克伦堡发生的一起自杀案，”另一个人主动介绍道，“奔到火车前面一头撞死，五十英尺内都有他的残骸。”
“嗬！一块块的……”
担架跌跌撞撞地穿门进入贴了白色瓷砖的走道。那个敛尸袋不是有问题就是披撕破了，血从担架下面漏了出来，留下一道斑驳的血迹。
停尸间有股特殊的气味，死亡腐烂的臭味用再多除臭剂也掩盖不了。就算蒙住我的眼睛，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清晨的此刻，那股气味尤为显着，比平时更难闻。担架喧哗着穿过空洞静寂的走道，医护人员把那自杀身亡的人推进了不锈钢冰箱。
我右转进入办公室。警卫弗雷德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咖啡，等着那两个救护车上的医护签发尸体离去。他坐在桌子的边缘避开不看。就算有枪指着他的头，也无法迫使他将任何尸体送入冰箱。从被单下露出的悬了名牌编号的冰冷脚趾对他有种特别的效应。
他斜斜瞄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小时的班即将结束。
“还有一具勒杀案的尸体要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主啊，主啊，实在太不幸了！”他摇着头，“我告诉你，真难想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些可怜的女孩。”他还在摇着头。
“马上就到，我希望你关好大门，尸体进来后也要一直关紧，弗雷德。好多记者都会来。我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大楼五十英尺之内。我说明白了吗？”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严厉又尖锐，但我的神经像是吱吱作响的电线。
“是，是。”他奋力点头，“我会注意，一定。”
我点燃一支烟，拿起电话，戳出我家的电话号码。
响到第二声，柏莎就接了起来，她粗哑地说“喂”，声音像是没睡醒。
“只是问一下。”
“我在这里。露西一点也没被吵到，凯医生。睡得像块木头，压根儿没听到我进来。”
“谢谢你，柏莎，太感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凯医生。”
这些天来柏莎和我一样都得随传随到。如果我在半夜接到召唤，她也一样。我给了她大门钥匙，以及如何使用警报系统的说明。大概我一出门去现场，不久她就到了。我迟钝地想到几个小时后露西醒来，会发现在厨房的不是她的姨妈，而是柏莎。
我原本答应露西今天要带她去蒙蒂塞洛。
不远处放手术用具的推车上摆着一台蓝色的电器，比微波炉稍小，前面有一排明亮的绿灯。在漆黑的X光间，它像是浮在虚无空间的卫星，它的一条电线连接到一根装满海水、铅笔大小的棒子。
我们去年冬天购买的激光装备其实很简单。在一般光源下，原子与分子在不同波长各自发光，但若一个原子受到热刺激，再被某种波长的光照在上面，便可因此发出光来。
“再给我一点时间。”尼尔斯·范德正背对着我试各种不同的按钮开关。“今早机器预热很慢……”他有气无为地嘟囔，“跟我一样。”
我站在X光桌的另一头，从暗黄的护目镜后注视他的影子。在我正下方那黝黑的一块是洛丽，彼得森的尸体。从她床上拖下的床单已经打开，但仍在她的身下。我似乎已在黑暗中等待了很久。我专心致志，双手紧握，心无杂念。她身体温热，刚刚结束的生命像一股气味般还停留在她身上。
范德宣布“可以开始了”，然后开启了一个开关。
激光棒立刻射出明亮的光线，宛如液态的金绿宝石。它并非驱除黑暗，反而像是吸收了黑暗。它不发光，看起来就像在浮动一样。范德走过桌子，身形仿佛一件飘动的实验袍，接着拿棒子指向她的脑袋。
我们一英寸一英寸地探索那肿胀的肉体。微小的纤维像热丝般发亮，我用镊子将它们夹起。当我的手从她在X光桌上的身体移到放在推车上收集证据的各种封袋时，我简短的动作造成一种慢动作的幻觉，来来去去，彼此毫不相干。激光像轰炸似的照亮她的嘴角、颊骨内涌出的血、鼻翼，每一英寸都被分隔开来。我戴着手套抓着镊子的手指好像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个陌生人。
房间里一会儿漆黑，一会儿又耀眼的明亮，忽明忽亮令人眩晕。唯一让我保持平衡的办法，是把心思集中在一件事上，好像我也是那一段一段的激光。我与我在做的事配合一致，把全副精神融合成一道光波。
“把她运进来的一个家伙告诉我，”范德说，“她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科住院医生。”
我毫无反应。
“你认得她吗？”
我吃了一惊，心里某处像握拳般缩紧。我也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那里有成百的医学院学生和住院医生。我没理由一定会认识她。
我除了继续指示他外并未作答。我告诉他“往右一点”，或“在那里停一会儿”。范德慢慢地，很小心紧张地操作，我也一样。我们都逐渐感到无望和受挫。到目前为止，激光不过像台胡佛牌吸尘器，吸了一堆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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