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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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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约二十个案子中试用过激光，只有几次发生了效用。激光除了可以用来找出纤维和其他细小的证据，在它的刺激下，汗水里的多种成分也会像霓虹灯般发光。从理论上说，留在人体上的指印在激光下会发出亮光，而传统的验指纹粉和化学药品在这点上就毫无用处。但我只知道一个个案，在南佛罗里达，有一个印在人体肌肤上的指纹被鉴定人员找了出来。当时有个女人在一家健身中心被谋杀，凶手的手上有防晒油。然而范德和我都没抱多大的指望。
因此，我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一时没会过意来。
激光棒在探索洛丽·彼得森的右肩。当棒子指在她锁骨上方时，三个不规则的印子忽然跳了出来，好像是用磷画出来的。我们两个呆呆地站在那里瞪了一会儿，然后，范德咬着牙吹了声口哨，我只感到背脊发凉。
范德拿出一瓶粉末和一把指纹刷，小心翼翼地往隐藏在洛丽·彼得森皮肤上的那三枚指纹上刷粉。
我生出一线希望：“有用吗？”
“我们有部分指纹。”他一边用拍立得相机拍照，一边不着力地回答，“脊骨上的细节很清楚，依我看好到可以分类。我立刻把这些宝贝送进电脑。”
“看起来像是同样的残余物。”我边想边说，“他手上总是有那种东西。”这个魔鬼再度签名，而且明显得令人难以置信。
“看起来像是一样，但他手上该有更多这玩意儿才对。”
凶手过去从未留下指印，但那些发亮的残余物却在我们意料之中。还不止这些。当范德开始探触她的脖颈时，细小的白色星群像在暗巷中被车灯扫亮的玻璃碎片。他对好激光棒，我伸手去拿消过毒的药棉。
我们在前三个遭绞杀的被害者身上都发现了同样的亮点，第三个比第二个多，第一个最少，样本已经送到检验室。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知道这种残余物不是有机物之外，对其成分一无所知。
我们现在还是无解，倒是有张单子，列出不可能的物质。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范德和我做过好几种实验。我们在手臂上涂了各种东西，从人造奶油到润肤油全用上了，看哪些会对激光有反应，哪些不会。会发光的样品比我们原来预期的少，但没有一样像那种不知名的残余物般发出那种明亮的光来。
我轻轻伸出一指，挑起环绕在洛丽·彼得森脖子周围的电线，她肌肉上一道愤怒的红色深沟暴露出来。边缘并不清楚……绞杀的过程比我原来设想的更缓慢。我看到被电线擦伤的痕迹出现在好多地方。套索的松紧程度让她勉强活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之间收紧了。电线上好几处有亮光，其他再无线索。
“试试她脚踝上的绳索。”我轻轻地说。
我们移到下面。有同样的白色亮光，但并不多。在她的脸、头发和腿上，都找不到一点类似残余物。手臂上有一点，很多在胸和手臂上方。手腕被野蛮地绑在背后，而电线上有好多细小的白光。另外，在她被割开的睡袍上也有。
我离开桌子，点燃烟，开始重建可能发生的情况。
凶手手上有某种物质，只要他一碰被害人，那种物质就会沾上去。洛丽·彼得森的睡袍被扯下后，他可能去抓她的右肩，所以在她的锁骨上留下了指纹。有一件事很确定：这种物质在她的锁骨上最多，他一定最先碰她那里。
这就怪了，好像很合理，其实却不然。
从一开始，我就假设凶手立刻绑住被害人，她们很可能被迫屈服在刀锋下，然后凶手才把她们绑起来，割开她们的衣服或干下其他罪行。他碰的地方越多，手上的那种物质就越少。但为什么在她的锁骨上会有这么多？当他一开始攻击时，是不是这部分肌肤已经暴露了出来？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的睡袍是那种紧密的棉布，柔软有弹性，看起来就像一件长袖运动衫，上面没有纽扣或拉链。唯一的穿法就是套头，她的锁骨部位应该在衣服下面才是。如果她还穿着睡袍，凶手不可能碰到她的锁骨，而且这次的分量之多前所未见。
我走到外面的走廊，那里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官靠着墙在聊天。我要其中一个用无线电通知马里诺立刻给我打电话，听到马里诺破锣般的嗓音在无线电那一头响起。我在停尸间的硬砖地板上踱来踱去，周围是发亮的不锈钢桌、水槽和放满外科手术用具的推车，有个水龙头在漏水，消毒剂的气味总是甜得令人恶心，只有在还有更难闻的东西存在时，那股气味才勉强让人能够忍受。桌上的电话像在嘲弄我似的保持寂静，马里诺知道我在电话机旁等待，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让我等待。
从头回想到底在哪一点上出了错是件很无聊的事，但有时我还是禁不住会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马里诺很客气，我很有礼貌地用力同他握手，但他的眼睛像两枚肮脏的硬币那样平板无神。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终于响起。马里诺还在彼得森的家里询问死者丈夫，套句警探的老话，那个男人像茅坑里的耗子般不上道。
我告诉他那些会发光的残余物。我重复以前对他作过的解释，那种残余物可能只是一般的家庭用品。那个神经病凶手不知怎的把它加进他杀人的仪式之中——婴儿润肤粉、油膏、化妆品、清洁剂等等，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排除了多种可能性，目的就是要先剔除各种可能的物品。如果这种物质并不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老实说，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只是他身上刚好有，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但这个线索有一天说不定会把我们带到他工作或居住的地方。
“嗯，”马里诺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好，我会到柜子之类的地方找找看，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
“那男人在演戏，对不对？每周五他都得排戏，所以回来得这么晚。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演员脸上会涂很浓的油彩？”
“只有彩排或正式演出时才涂。”
“嗬——”他拖长了声音说，“据他说，他回来前正好有彩排，然后就发现他太太死了。我的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对我说——”
我打断他：“你有没有他的指纹？”
“嗯，有。”
“把他的指纹放在塑料袋里，回来后直接交给我。”
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没心情详加解释。
挂电话前，马里诺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去。我有种感觉，会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看来不到星期一我是看不到他或那指纹了。马里诺找到了他的嫌疑人。他和其他警察一样，经常这样推论。即使一个男人像圣人般无瑕，但当他太太死在西雅图而他本人远在英国时，警察还是会第一个怀疑他，永远是这样。
枪杀、毒杀、毒打、刀杀是一回事，但这样残酷的谋杀是另一回事。做丈夫的很少会有这种兴趣，把自己的太太绑起来强奸并勒死。
我想我太疲倦了，才会觉得这么挫败。我在凌晨两点三十三分起床，现在已是晚上六点。那些来停尸间的警察早已离去，范德在午饭时刻回家，我的一个验尸技师温格接着也离开了。除了我，整座大楼没有另一个人影。
平时渴望的安静现在却让我神经紧张。我一直在发冷，双手僵硬，指尖几乎发蓝。每次前面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我都会吓一大跳。
除了我，没人担心我的办公室是否够安全。我要求增加必要安全措施的预算一再遭拒。局长只想减少支出。照他想来，就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门户洞开欢迎光顾，也不会有贼来——尸体比警犬灵光多了。
我从来不怕死人，让我害怕的是活人。
几个月前，一个疯狂的杀手走进附近一间诊所，对着候诊室的满屋病人一阵扫射。这事过后，我便去五金行买了链条和挂锁，办公室关门后和周末时，可以用来保卫前面的两扇玻璃大门。
正当我埋首办公时，突然听见有人剧烈摇晃前门。我勉强逼迫自己穿过走廊去查看。门上的链子被震得摇来摇去，但不见人。外面的流浪汉有时会试着进来上厕所，不过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这时，对面的电梯突然打开，我立刻拿起一把大剪刀准备迎战，不过出现的是轮值警卫。
“刚才你有没有想从前面的门进来？”我问。
他好奇地扫了一眼我手上的利剪，说没有。我知道这话问得很没道理。他明知道前门用链子锁了起来，而且他也有大楼其他门的钥匙，没理由走前门。
我重新回到桌前，要把洛丽·彼得森的验尸报告口录下来。不安的沉寂浮在半空。不知什么缘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是不能忍受听到那些字眼被大声地说出来。这些话不该让任何人听到，即使是我的秘书罗丝也不该受这种罪。没有人该听到那些发亮的残余物、精液，和她脖子上的伤痕。最可怕的是她曾被残酷折磨的证据，凶手越来越残忍凶暴了。
强暴与谋杀对他来说已不够过瘾。直到我解开洛丽·彼得森身上的绳索，割开她皮肤发红的部分，找到她骨头折断的地方时，我才明白她死前的遭遇。
那些挫伤才发生不久，从皮肤表面几乎看不出来。但割开皮肤，就可以看到破裂的血管，看得出她曾被重物击打，可能是用膝盖或脚。左边有三根肋骨断了，四根手指也被折断。她的嘴里有纤维，大部分在舌头上，这显示凶手可能曾将她的嘴塞住，让她无法尖叫出声。
我脑海中浮现出客厅乐架上的小提琴，以及卧室内桌上的外科期刊和书籍。她的双手是她最珍贵的工具，她用来治疗病人、弹奏音乐。他一定是在把她绑起来后，刻意一根根折断了她的手指。
录音机不断流转，记录下一片沉寂。我关了机，坐进转椅，滑到电脑前面。黑屏变成文字处理软件的天蓝背景，我开始打起验尸报告，黑色的字母一个接一个跃上屏幕。
我并没有去查验尸时随手写下的笔记。我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就在我的脑海里。“一切正常”这个字眼不断出现。她一点病也没有。她的心肺肝一切都正常，死亡时非常健康。我不断打字，一页又一页的报告不停地在屏幕上滑过，直到我猛一抬头，弗雷德，那个警卫，赫然站在门口。
我没注意到我工作了多久。八点钟该他轮班，从我上次看到他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像涣散出来的梦——一个噩梦。
“你还在这里？”他迟疑一下，“嗯，楼下有个殡仪馆的人等着领尸，我不知道那具尸体在哪里。他们大老远从梅克伦堡来。你知道温格在哪儿吗？”
“几个小时前就回家了。”我说，“什么尸体？”
“叫罗伯，被火车撞死的。”
我想了想。包括洛丽·彼得森在内，今天一共有六具。我依稀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我摘下眼镜，揉揉眼睛。“你检查过没有？”
他显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后退了几步，摇摇头。“你知道，斯卡佩塔医生，我不碰那些装尸体的箱子。噢，从不。”
第三章
我将车开进家里的车道。柏莎那辆船一样的庞蒂克轿车还停在那里。我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找到钥匙，门就开了。
“天气怎么样？”我立刻问。
柏莎与我面对面站在宽敞的前厅。她明白我的意思。每当露西来这儿住，一到晚上我们必然有这番对话。
“糟得很，凯医生。那孩子整天都在你的房间里打电脑。我说给你听，我不过踏进一脚要给她个三明治，稍微问她一声，她就大喊大叫闹个不休。不过我知道，”她的眼睛柔和下来，“她只是气你得去工作。”
负疚感渗透了我麻木的心灵。
“我看了晚报，凯医生，天可怜见的。”她伸手套进雨衣，“我知道你为什么花了一整天时间忙这事儿。主啊，主啊！我希望警察会抓到他，好狠啊，真是凶残。”
柏莎知道我工作的性质，但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就算我办的案子牵涉到她的邻居，她也从不过问。
“晚报在那里。”她指指客厅，从门旁的桌上拿起皮包，“我藏在沙发的垫子底下，没让她看到。我不知道你准不准她看，凯医生。”她出门前拍拍我的肩。
我看着她走到车边，然后慢慢倒车离去。上帝保佑她！我不再替我的家人向她道歉。我的母亲、妹妹、外甥女不是面对面，就是在电话里侮辱过她，或是对她很不礼貌。但她明白，她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加以批评，不过我有时怀疑她替我感到难过，这只会让我更难受。我关起前门，走进厨房。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厨具不多，但很时尚。我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比如做面、擀面，所以厨房中央有一块松木板，高度正好适合五英尺三英寸的我。早餐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后院的林子和喂鸟的食盒。在全套淡原木色调的橱柜与流理台之间，疏落地插着从我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摘下的黄色和红色的玫瑰。
露西不在那里。她的晚餐盘搁在沥水架上。我想她又跑到我的书房了。
我打开冰箱，例了杯酒，靠着流理台，闭目浅酌。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露西。
从我离开戴德县的法医办公室，搬离那个我在那儿长大并在离婚后重返的城市以来，去年夏天露西第一次来我这里。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她是个天才儿童，十岁时就已会做高中程度的数学题，一个极难缠、有谜一样拉丁血统的小孩。她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除了她妈妈、我唯一的妹妹多萝茜，她无依无靠。多萝茜忙于撰写童书，忙到没时间去照顾她的亲生骨肉。露西对我的崇拜可以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精力来回报她的依恋。开车回来时，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更改她的机票回程日期，早点送她回迈阿密，但我狠不下心来。
她一定会很失望。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处处遭拒。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再次提醒她，她是多大的麻烦，没有人要她。整整一年，她都企盼着来这里，而我也有相同的期望。
我又啜了一口酒，等待着那种完全的静止来松弛我紧绷的神经，安抚我的焦虑。
我的房子在城市西边的一个新小区。一栋栋大房子坐落在花木扶疏、一英亩大小的土地上，街上往来的车子大多是大型旅行车或家用轿车。这里非常安静，破门抢劫或捣毁住家的案子极少，我甚至不记得上次警车巡逻的时间。这种宁静和安全感是不论花多少钱都值得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是必需品。清晨，当我临窗吃早餐时，我知道窗外唯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只松鼠与一只冠兰鸭争食。这样的环境安抚了我纷乱的心神。
我深吸一口气，再啜了口酒。我开始害怕上床，害怕入睡前在黑暗中的时刻——当我让自己静下心放松警戒时的那种感觉。洛丽·彼得森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动，就像水库闸门大开，想象力奔泻不尽，一幕幕景象越变越恐怖。
我看到他和她征卧室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脸，但上面并没有五官，只有一团像脸的肉一闪而过。她可能是因被冰冷的刀刃顶在脖子上而惊醒，也可能是听到了他那让人胆寒的声音。她先试着同他讲道理，想尽办法劝他不要动手。天知道她说了多久，但他割断了桌灯的电线，开始动手绑她。她是哈佛毕业生，一位外科医生，她会试着用心智去对付这种无可理喻的行动。
然后，我心里的景象变得狂乱，就像快放的影片。我看到她临死前的挣扎转为不可言喻的恐怖。我不能再看，再也忍受不了。我一定要控制思绪。
书房外面是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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