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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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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就是马特干的。”马里诺直截了当地说。
“马特？你想想看，一个做丈夫的会去捆绑、强奸自己的太太吗？他会打断她的肋骨和手指？他会慢慢勒死她？这是他爱的人，或者曾经爱过的人。他和她睡觉、吃饭、说话、生活。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发泄肉欲与暴力的物件。你又怎么把这个丈夫谋杀太太的案子与前三件勒杀案联系起来？”
他显然已经想过了。“前三件案子都在午夜后发生，在星期六凌晨，差不多正是马特从夏洛茨维尔回家的时间。说不定他太太因某种理由对他起疑，而他决定杀了她。说不定他模仿另三个案子的手法去杀她，让我们以为是那个连环杀手干的。说不定他本来就打算杀他太太，但他先杀了那三个，使他太太的惨死看起来像是同一个无名凶手干的。”
“你的说法很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情节。”我把椅子向后推，站了起来，“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谋杀案通常非常简单。我相信这些案子其实并不曲折。没有隐藏的故事，就是那种随机的、不把人当人的谋杀案。凶手跟踪被害人，熟悉到某种程度后，知道什么时候是下手良机。”
马里诺也站了起来。“呃，在现实生活中，斯卡佩塔医生，尸体上不会有那种恐怖的荧光小点，更巧的是那个发现尸体又到处留下指印的死者丈夫手上正好有一样的小光点。在现实生活里，被害人也不会有帅哥演员做丈夫，那种写得出性与暴力、吃人与同性恋论文的怪胎。”
我平静地问他：“彼得森闻到的气味，你到达现场时是不是也闻到了？”
“没有，完全没闻到。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闻到的说不定是精液。”
“我想他应该知道精液的气味。”
“但他并没想到会闻到，刚开始他没有理由想到。至于我，当我走进卧室时，并没有闻到他描述的气味。”
“你记得在其他案子里有奇怪的气味吗？”
“没有。这更加让我怀疑。这如果不是马特的想象，就是他编的，想使我们偏离正道。”
我忽然想起。“前三个案子中，一直到第二天，那些女人才被发现，那时她们已经死了不止十二个小时。”
马里诺在门口停住，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是说马特回家时凶手刚刚离开，而且那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
“不是不可能。”
他的脸因愤怒而收紧。当他大步走开时，我听到他在低吼：“该死的女人……”
第五章
第六街的购物中心很像水湾商场，只是不在水边。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区的北面，是那种披满钢化玻璃，开放又明亮的购物胜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饭，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达等奢侈。一小时之内我还有约会，又要处理两起意外死亡和一桩自杀案，但我现在迫切需要放松。
我对马里诺很敏感。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医学院。
在霍普金斯，我们班只有四个女生。刚开始我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每当教授叫我名字时，椅子砰砰作响、纸张噼啪翻动原来并非巧合。过去的试卷四处流传，但总没有我的份儿也不是偶然。当我有几次错过上课、必须借笔记时，那些借口——“你认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给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那个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里，我像只小昆虫，只有被陷害的份儿，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最残酷的惩罚是隔离。我从来不认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退学了，另一个弄到神经崩溃。生还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对他们的报复。
我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但马里诺又把它们带了回来。这次我比平常软弱，因为这几个案子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不想单独对付，但马里诺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对马特·彼得森如此，对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缓作用，明亮的阳光在前车窗上眨眼。购物中心的两扇玻璃大门一开，就吹进了春天的微风，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拥挤。我一边等着买色拉，一边闲望路人。一对对年轻人靠着小桌谈笑。我注意到有些满怀心事的职业女性，身着昂贵的套装，独自一人啜着低卡可乐，或是细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猎物，一个大公共场合，那四个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这类快餐摊收了她们点的菜单。
但有个很重要却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那四个被谋杀的女人并不在同一个区域工作或居住。她们出入同一家餐厅、银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满很大，每个区都有主要的商业区域和兴盛的购物中心，人们一般很少跨区消费。像我一般都去西区的购物中心或餐馆，只有上班时例外。
那个收下我希腊色拉点菜单的女人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巡视，好像觉得我很面熟。我不悦地猜想她是否看过星期六晚报上的照片。再说每当弗吉尼亚中部发生耸人听闻的谋杀，本地的电视台就会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我曾在电视上露脸的录像或那种法庭素描，说不定她看过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隐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令我不能如愿。全国的女性首席法医屈指可数，所以记者对抓拍我或从我口中挖消息特别热衷。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容貌出众”、“金发闪耀”、“端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形容词。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那里有群人蓝眼睛淡肤色，与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瑞士、奥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保罗·卡利亚里。她坚信我们同这些名人是亲戚。但据我所知，贝里尼、皮萨诺和提香虽然对维罗纳画派有影响，但他们其实是威尼斯人；诗人但丁则是佛罗伦萨人，在教廷之争后遭到放逐，便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维罗纳不过是他去利维尼奥途中的歇脚处。老实说，我的直系祖先是铁路工人或农夫，两代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个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拥抱这温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满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饭饱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绿灯，看到街对面有两人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出，那眼熟的金发使我自然地转过身去。是比尔，鲍尔斯，州检察官。他戴着一副墨镜，似乎正与州公共安全处处长诺曼·坦纳专注地讨论。刹那间，鲍尔斯直瞪着我，但并来回应我的挥手致意。也许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再挥手。之后，这两人就消失在拥挤的无名脸孔与匆匆步履中。
冗长的等待后，绿灯亮起。我过街走到一家电脑软件店时，立刻想到了露西。进店后我发现有一款软件她一定会喜欢，不是电脑游戏，而是历史入门，介绍艺术和音乐，还有问答。昨天我们在公园租了一条小脚踏船游湖。她把船驶进喷泉，让我来了个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样冲她泼水。我们喂鹅吃面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头都变成冰蓝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飞回迈阿密，下次见面得等到圣诞节，如果今年我还有机会看到她。
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讲授谋杀侦查课程，以及投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和引导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这个计划最有创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区域小组，结合一个调查局的分析专家与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组警探。里士满警察局在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就申请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支持。马里诺不仅是里士满的警探，也是韦斯利在本区队的同伴。
“我来早了，”韦斯利向我道歉，跟着我走进走廊，“我直接从牙医那里来。如果你在我们交谈时吃午餐，我不会在意。”
“嗯，可我会在意。”我说。
他好像突然想到这一点，一无表情的脸出现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凯戈尼医生。你知道，他常在验尸间的桌上放些奶酪饼干，操刀半途会停下来吃点心，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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