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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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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祥，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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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不是寻常村夫或是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明朝那些事儿》当时明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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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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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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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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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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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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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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