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那些事儿-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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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1727－1728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1729－1730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是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

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1731－1732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从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要么是他太过得意，或者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