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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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阶级背景，也有进入公职的门路。至于学业成绩，就不如第一类了。但是第一类的阶级背景却是非常低的。这种阶级背景差异，正是红卫兵派系争斗的起因。
毛泽东发出“炮轰总部”、“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等口号，以鼓动激进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规模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的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万名志愿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免费乘火车到北京聚集。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不久，各大学都关闭了。
不论毛泽东当初心怀什么浪漫意图，到了红卫兵手上全都变为残暴恐怖的破坏行动。他们闯入富人、知识分子、高干官员的家里，烧毁书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将屋主杀死。他们口称这是为了革命“破四旧”，要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群青少年学生年龄在九至十八岁之间，不分男女都戴着红臂章，只要看见有一丝一毫外国的或知识的迹象，立刻捣个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红卫兵行动，从原先的攻击所有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久，红卫兵就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定为头号大叛徒的“走资派”。刘邓二人，以及其它数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开羞辱。毛派势力动员都市青年打击党政的中央当权派，显然希望这场大混乱能成为有益的革命运动。被红卫兵攻击的党内领导人的反击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红卫兵上场。党的领导班子组织强韧，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们毕竟敌不过决心要把党毁掉再重建的毛泽东。

夺权

文革的第三阶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夺权运动。由北京授权，再由红卫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国各城市执行。红卫兵把现职的官员赶走，把挡案乱翻或索性烧掉。然后，这些毫无行政与领导经验的年轻人自己坐上官员的职位，并且迅速展开不同派系间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军一直只许做壁上观。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下令军队协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势混乱到连毛也管不住的时候，只有解放军是社会上仅余的一股团结势力，因而渐渐在地方上成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这时候，“主力”部队仍未涉入，地方军队却因为和地方党部的关系密切纠结，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员会那边帮着另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个省分顺利组成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扫除省级解放军内部的顽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事件证明，地方军队不会成为文革的好帮手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大员被戍卫武汉的军队挟持后，北京不得不派下主力部队来控制大局，并且自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揪斗军中走资派以后，暴乱出现，进而演变成内战。红卫兵派系互斗之际，地方军队也加入混战，而且也有派别。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地方军队司令被批斗的情形渐缓了，派系互斗的风气却有传染性，地方军队和主力军队之间发生了摩擦。北京对这种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下令解放军停止支持任何一派，并且应接受政治教育。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间，主力部队内部也有了派系互斗。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毛泽东将无王牌可打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指他们没有达成任务，并下令解放军完成在各省内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红卫兵一解散，便被整批赶到乡下，从原来的政治地位高峰堕到谷底。取红卫兵的地位而代之的激烈行动分子叫作“革命造反分子”，行为之残酷可怕不亚于红卫兵。同时，主力部队驻防地点各有调动，以降低派系互斗之压力。结果是，各地革命委员会都由军方人士主导，大多数的党部第一书记部是解放军军官。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文革第四阶段，毛泽东试图重组政府。新领导班子里，五分之二是军人，五分之二是新旧党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只占很小一部分。军方稳占优势，因为新近挤进党政高阶的人质量都太差，能力多不如被红卫兵斗倒的旧人。
文革于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党第九次大会时达到高潮。林彪在会中做了政治报告。新的党章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的重要，并且规定党员阶级出身应受限制。新党章比旧的短很多，除了把党组织挤到暗处，还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千五百名与会代表中，三分之二是身着军服的，军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代表比例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只占百分之十九）。此外，一般民众代表之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不多，其中三分之二是省级单位人员。中委会里绝大多数委员是新人，但平均年龄却在六十岁上下。这次的中委会不但军人气息比以前的浓，而且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低，办理外交事务的条件也不如以前了。


外交

文革时期的外交和内政一样，都受没头没脑的狂热运动的负面影响。文革不但对一切旧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仇恨所有外国事物。其反知识分子心理和恐外症是并发的。一九六五年，周恩来以亲善大使身分访问亚、非洲各国，中共扩大外援的政策渐渐把革命狂热和谍报活动混而为一。原定要在阿尔及尔成立“第三世界国家会议”——将苏联排除在外，结果却一败涂地。此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又失败，几乎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消灭。这些败绩使中共在文革时期的外交上收敛很多。
即便如此，红卫兵的横冲直撞还是伤害了中共的外交关系。一九六七年六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以后，有系统地烧毁文件档案，使外交关系完全无法衔接。外交部长陈毅被迫数度在几千名学生的叫骂下自我批判，批斗大会的主席即是周恩来。外交政策只得透过周恩来的办公处进行。
红卫兵的全面进行革命的精神扩散到外交方面后，中共驻外使馆就变成驻在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思想鼓吹与煽动的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间，中共这种激情外交导致与数国中断邦交，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仅一名例外，外贸额也下降了。在国内，红卫兵冲入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放火把英国大使馆烧了，后来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如法炮制。开群众大会声讨邦交国实在是很笨的外交手法。

文革带来的一项重要转变，是中共对美、苏的关系。美国在越南的陆空战力于一九六五年升高之际，美国与中共都采取了避免正面冲突的措施。前文也提过，美军在可能与中共再开战之前戛然煞住。美国明白承诺，将尽力避免让飞机侵入中共领空。中共与紧挨着中国边境作战的美国开战的威胁由是而降低。
中苏的关系却出现相反的转变。中苏共党于一九六〇年拆伙以后，各据一方互相谴责，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长达六千余公里的共同边界上开始发生事端，苏联因此加强了驻守兵力。苏联红军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占领捷克的时候，提出了布里兹涅夫（Brezhnev）的信条——共党政权一旦确立就不允许被颠覆。此话听在中共耳里却带着侵略性。北韩与苏联热烈合作时，中共与北韩的关系随即恶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共的一支狙击武力登上乌苏里江一个主权仍有争议的岛。苏联边界巡逻兵寡不敌众而败，事后却施以强硬报复，而且不只在此一地。以后的一、两年内，中苏边界多处爆发事端，中共受到很大压力。一九六九年底中苏关系趋恶之时，中共却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起初对文革的印象乃是文革宣传的反映，一般多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保存平等主义价值观、避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而做的努力。后来，红卫兵的胡作非为、虐待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去，才露出专制领导下极权狂热运动的模样来。尼克松总统和季辛吉国务卿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虽然是共和党右派在主导，仍得放慢脚步。


工业下放与第三前线

文革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结束，许多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却持续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军方安全人员毫不留情地追查一个“五二八团”的成员，连这个团体是否虚构都未确定，就滥抓无辜刑求招供，前后处死了几千人。至今仍不能证实这个团体是否存在过。
文革的高压作风于七〇年代传到乡下，农民被迫停止养猪、养鸡鸭等一切副业，为的是要“砍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么做了就得挨饿。
卡尔．芮斯金（Carl　Riskin，见Joseph等，1991）析解毛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在寻找一条介乎市场经济与苏联式中央管理两极之间的中庸之道。中国由于领土广大，不宜用中央部门管理全国各地的发展。毛要中央控制，但不要中央管理。他希望公社能发挥一点管理作用，此处无暇论其细
节。总之，他的政策遇上实际困难后，变出一个“动弹不得的四不像”。
外国的注意力原来都集中在文革的政治面上。近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进军越南的七年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毛泽东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内陆偏远省分的大规模军事工业投资开发。他唯恐美、苏会有阴谋，所以在不易攻入的高山地区内开辟了自给自足的防卫基地。就当时的空军实力成长趋势而言，毛的这个“第三前线”战略当然是过了时的；但是中共仍盲目地把已经不充裕的资源大量投下去。
中共也以庞大费用修筑穿山越岭的铁路线，把这些机械制造厂、军械厂、铁矿、炼钢厂、发电水坝连接起来。这些新工厂都建在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地方。巴瑞瑞瑞·瑙顿（Barry　Naughton，见joseph等，1991）指出，此一严重浪费的建设计划把国家资金的一半投入第三前线的十个省分，而这些地方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业生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九。第三前线的事先计划就欠完备，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运作起来也是效率低劣，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完成，只得半途而废。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前线的一千六百个建设计划中有大约一百五十个暂缓实施。由于这些都已成为既得利益了，结果真正取消的只有八十一个。
与第三前线同时进行的，是工业管理权的普遍下放。省级政府可以成立中央计划之外的小规模乡村工业。一九六五年间在中央部门控制下非军事性企业总共有一〇五三三个，生产量占国营企业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到一九七一年，下降到一百四十二个工厂，生产量也减至百分之八。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在宋代或更早就已开始。当时是因为农家让妇女和儿童从事制茶、养蚕、织棉布、编篮等手工艺，藉以增加收入。进入工厂时代以后，据克里斯廷·王（Christine　Wong，见Joseph等，1991）表示，小规模乡村工业乃是“毛泽东开发策略的中央支柱”。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国共有将近八十万个小型企业，以及大约九万处小型水力发电所，雇用员工二千四百万人，生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其产品之中包括全国使用的农具、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大宗、化学肥料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水泥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煤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据中共宣传，这些成绩都是靠地方自行出资得来的。果真如此，的确堪为楷模。但近年来的统计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出资量非常大。“自力更生”根本是神话。与肥料厂等大规模工厂相比，地方的小型厂房效率低而成本高。有许多是仓促建厂，以致规模大得超出地方的供需力。奖励开发的办法本身就有问题：亏损归中央政府，盈余由地方保留。成本会计程序也有问题；例如，厂房扩建超过需要，而建新厂的钱来自所谓的生产“亏损”。这种做法能被接受，是因为没有人在意有无盈余。
因此，七〇年代初的中共有三方面的事业需要投资。第一是继续完成第三前线计划，第二是地方政府自理的不甚有绩效的小型工业发展，第三则是新加入的外国进口科技，其中有些是整座工厂，还必须有东海岸扩港与增加基本设施的条件。这许多经济开发，中共根本应付不过来。据瑙顿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共领导班子其实已对经济束手无策了。此时中国的经济与人口成长丝毫没有稍停，高投资额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平均工业成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三点五，人口则是从一九六五年的七亿二干五百万成长为一九七五年的将近九亿二千万。同期的农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却停滞不进。工业管理下放的主要受惠者，似乎是构成新的地方统治阶级的那些党干部。这种结果全然违背了毛的本意。

接班斗争

自一九六九年起，谋取党内第二号地位的权利斗争就在进行着。谁争到了这个地位，就能够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于。文革正式结束后，林彪把军方势力大举引入党政系统，他的第二号位置似乎稳若泰山了。
然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间，林彪的地位渐渐不稳了。原因之一是，毛要淡化军方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于是，毛精心设计了以这个对他已经无用的人为目标的批斗，显然照例是由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监督执行。攻势从多线进行，方式还是中国政治用得最精湛的文字讽喻象征暗示。例如，一个反林的人被安排为林的下属时，由周总理和两名元老级的将领陪同，气派非凡。又如，以前发布的照片总是毛、林两人并排的，现在却把林放到背景里去了。此外，曾任毛的助理且与林关系密切的一个人遭到批斗，而且照例要自我批判。这些都是指明风向的行动。总而言之，林彪一度是十分有用的，现在那些用处都没了．至于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依然与毛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外交与政府重建方面。
毛泽东用的另一个攻击绝招是四出巡视，对地方军司令讲话，并批评林彪。消息传到林彪耳里，林知道自己地位不保，便听从了儿子林立果策划的密谋。这个先发制人的密谋，据说是要暗杀毛泽东，以军事政变夺权。林立果在暗中做了很周详的准备，但显然有人已向毛、周密报。后来林彪被逼得走投无路，带了妻子乘飞机逃亡。这架飞机却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坠毁，位置在蒙古，可想而知它是以苏联为目的地。
按极权国家常例，官方新闻社并不发布这么重要的消息。要等到一年多以后，才在配合有完整资料文件和详细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林彪究竟遭遇到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长期塑造林是毛最亲密战友的形象之后，突然发生林彪背叛，终于使人们对毛主席的信任破产，认为这老头子若不是糊里胡涂信任了叛徒林彪，就是在扯谎污蔑林。

回顾文革

简短的统计数字表达不清革命大动乱的经验——不论是红卫兵的激烈暴行或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久，“伤痕文学”开始报导许多个人的惨痛经历：有些学者亲眼目睹自己一生心血写的手稿被付之一炬；有的丈夫试图与被指为右派的妻子离婚，只求保住子女的阶级地位；有著名小说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长被指定扫厕所。
由于粪尿在中国是一种重要肥料，被罚扫厕所以体验下层群众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砖上的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