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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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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见仰攻损耗部队精锐，便下令停止攻击，增挖濠沟，加修壁垒，进一步围困马文禄。
刘锦棠所部从西宁开到甘州，听候调遣。左宗棠命令他率部到肃州协助攻击。
10月30日，刘锦棠和黄万鹏率领五营湘军抵达肃州，命令投降的回民军将领马福寿等人每天骑马驰到城下，呼喊马文禄及其所部将领，对他们说：“你们的死期要到了，请为自己妥善谋划！”
这种攻心战很快就发生了效力。马文禄恳求率部出城，接受安抚。
11月4日，马文禄亲自来到大营参见左宗棠，磕头请求饶命。金顺、宋庆、徐占彪和刘锦棠都在座。左宗棠令马文禄先交出马匹和武器，然后造出本地和外来回民的名册清单，听候安插。
左宗棠下令，甘肃籍贯的回民出城到东门外集合，由宋庆负责按名册点验，关外沙州籍贯的回民由金顺负责按名册点验。西宁、河州、循化和陕西籍贯的回民到南门外集合，由刘锦棠和徐占彪负责按名册点验。各部预先在废弃的村堡中将回民按男女分开安置。
11月11日，经过核对名册和籍贯，从城内分辨出一千一百多名男女汉民。
11月12日，左宗棠下令提出马文禄及其部属将领八人，处以磔刑。三声炮响后，金顺、宋庆、徐占彪和刘锦棠所部，分别屠杀外来回民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夜间，各部入城放火，屠杀当地回民五千四百多人，拔出老弱妇女九百多人。
到此为止，清军平定了肃州。左宗棠命令三十三岁的衡阳人谭上连带领总兵戴洪胜和提督金庆元驻防肃州，监督修复肃州城墙。
谭上连在1858年加入湘军，本为李续宜和萧庆衍旧部。后来跟随刘松山与捻军作战，随后一起转战甘肃，也参加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左宗棠对他十分看重。
左宗棠向清廷告捷，清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以总督身份协办大学士，改骑都尉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赏给徐占彪云骑尉世职。赏给宋庆与张曜双眼花翎。其余将领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
左宗棠认为，甘肃全境的肃清，实在是有赖于刘松山直捣金积堡，战死以后，由刘锦棠继续攻战，才得以将马化龙处死，从此甘肃的战事迎刃而解。于是，他请求将所得的一等轻骑都尉世职追赏给刘松山。清廷下诏褒奖。刘松山已得三等轻车都尉，再加赏一等轻车都尉，并封为男爵，令其过继的儿子刘鼐承袭。
从此以后，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民也有一些动静，但再也没有造成影响了。
白彦虎的部队出关以后，金顺派兵追击，副都统明春和办事大臣文麟也派骑兵追赶。白彦虎率部逃进山里。
白彦虎所部于7月份袭击阿毕米特，代理乌里苏台将军常顺上奏，请清廷催促金顺率部出关。
秋天，白彦虎率几千名精锐分别袭击乌鲁木齐和绥来，徐学功率部横出拦截，斩杀几百人，夺得五百匹骆驼和大量物资。
白彦虎觉得自己势力单薄，便与原浩罕国的安集延人联合，他们的首领帕夏凡有需求，白彦虎都予以满足。于是，安集延人越来越富，当地回民越来越穷。
湘军于11月份进占肃州以后，清廷就新疆问题下诏说，现在关内已经肃清，应该立刻乘此声威，扫除关外的造反者。命令金顺迅速赶赴古城，会同景廉收复乌鲁木齐。穆图善久驻泾州，兵力闲着无用，应立即赶赴玉门、安西与敦煌一带，以壮声援。哈密尚未解围，张曜和宋庆所部久经阵仗，办事奋勇，应立即驰往哈密，会同文麟与明春作战。各军粮饷，由左宗棠源源接济，不能让部队缺乏粮饷。
清廷没让左宗棠西进新疆，只要他负责为西进部队提供粮饷，是体谅他积劳在身，不忍叫他驰骋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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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季节，浙江的余杭县发生了一桩冤案。此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件事牵涉到湘军出身的浙江巡抚杨昌濬。
杨昌濬在浙江任职期间，为了改变那里因兵祸而造成的经济凋蔽，微服私访，探察了农民所急、商人所困的关键，严明劝勤惩懒，取缔赌馆、烟馆、乩坛和暗娼，并设置劝农台，亲自宣讲农政水利，使杭州一带面貌很快得以改变。当地百姓后来还为他修建生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73年，同治十二年（4）
但是，这桩冤案发生，使杨昌濬的官声大受影响。
余杭县一家豆腐店里，有个名叫葛品莲的伙计，娶了毕秀姑为妻。毕秀姑生得白净娟秀，街坊们给她取了个绰号，称她为“小白菜”。
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以后，由于长得靓，丈夫老是担心她红杏出墙，落下了疑神疑鬼的心病。他家隔壁住着一位举人公子，名叫杨乃武。葛品莲见杨公子一表人才，非常担心妻子看上他，两人勾搭成奸。他常跟母亲谈起这件事，请求母亲把俊俏的媳妇看紧一点。
有一天，葛品莲患急病身亡，他母亲喻氏怀疑毕秀姑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了亲夫，请人写了一张状纸，把毕秀姑与杨乃武告到县衙。
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爱找官府的麻烦，因此得罪了知县刘锡彤，被视为眼中钉。
刘锡彤接到报案以后，见毕秀姑生得美貌，而杨乃武又是自己的对头，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早就听到过有关被告的风言风语，心里有了成见，便给杨乃武定了个“夺妇谋夫”的罪名。杨乃武和小白菜自然不肯认罪。无奈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被县官认定“谋杀亲夫”，判处凌迟处死。杨乃武的罪名是“通奸杀人”，判处斩首示众。
好在此案还要复审，必须上报杭州知府审核。不料知府维持原判，上报浙江按察使署。省级官府草率从事，维持原判，上报刑部。
在这个关键时刻，杨乃武的亲属几次进京上访，江浙朝野人士同声支援，惊动了慈禧太后。清廷将此案下发给浙江巡抚杨昌濬，令他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理。清廷还不放心，又派出以清正而闻名的刑部胡侍郎，作为督察员，前往案发现场，进行调查，提审犯罪嫌疑人。
最后，杨昌濬将人犯、案卷和尸棺押解到北京，由刑部等衙门三堂会审。
杨昌濬为了维护湘军集团在浙江的地位，不愿让这桩冤案昭白，铸成了一生中的大错，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昏官的帽子。
其实杨昌濬并不是一名贪官，甚至也谈不上昏庸。除了在这个案子中的表现，他可谓一名清廉干练的官员，而且有良好的品行操守。
这个湘乡人出身贫困，七岁时因聪明好学，得到免费进入蒙馆的奖学，十三岁接受同乡刘蓉的劝告，游学于罗泽南门下，后以童生考中秀才。
杨昌濬年幼时，父亲为他抱养了一个姓陈的女孩做童养媳。他中秀才后，亲戚们怂恿他的母亲退婚，他坚决地加以制止，此后与陈氏恩爱一生。
他在1852年跟随罗泽南团练乡勇，第二年随湘军转战湖南、湖北和江西。从1860年起，随左宗棠到江西和浙江镇压太平军，历任知县、知府、盐运使、按察使和布政使，从1869年开始代理浙江巡抚。他在清末算得上一个循吏名宦，他的言行风貌，颇多供人观采启迪。
杨昌濬秉性随和，凡事都爱息事宁人。为了袒护下属，他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审理中，专横跋扈，无视舆论，一意维持州县的原判，成了一个昏官的典型形象。这场官司也因此而一时无法结案。
春天，席宝田镇压了贵州的苗民起义军，军事行动结束。湖南边境没有需要防守的地方，然而水陆湘军并没有解散。省城城守，悬火打梆，好像是防备起义军杀来。如此持续了几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1）
377
左宗棠没有进入新疆，坐镇甘肃，淘汰陕西和甘肃的驻防军，将营改为旗，以节约粮饷。他下令成立甘肃织呢总局和甘肃制造局，以及兰州火药局等机构，为后世发展西部工业打下了基础。
这时日本人侵犯澎湖列岛，李鸿章上奏，请调驻扎陕西的刘铭传所部赶赴山东，计划渡海增援台湾。
左宗棠担心陕西邠州和乾州兵力空虚，要求穆图善从泾州的驻军中拨出五个营，接手乾州的防务。
对于海上的侵略者而言，到这时为止，清军多少有了一些威慑力量。福州船政局到这年2月为止，经过近八年运作，造出了十五艘轮船。从这时起，日意格等人及几十名法国籍工匠，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部从船厂撤走，厂务和技术，都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
福州船政局非常节省。建厂费用，只有四十多万两银子，到本年为止，总共只用了五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
但是，日本人仍然遏止不了自己的野心。日本政府于2月6日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份，日军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人的舰队侵略台湾，在琅峤登陆。
日军于5月份侵犯台湾基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江海戒严。清廷下诏，重新起用湘军名将蒋益澧，要将边防军事交给他办理。蒋益澧刚到京城，旧病复发，不久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岁。清廷将他官复原职。
清廷得知日军侵犯台湾的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
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7月21日，清廷召曾国荃、杨岳斌和鲍超等人入京，筹划增援台湾抗击日军事宜。
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三十四岁的湖南慈利人孙开华是鲍超旧部，为了加强东南海防，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请调他的擢胜营开赴厦门。清廷准奏，任命孙开华为代理福建陆路提督。
四十七岁的浏阳人李兴锐奉命办理机要，并赶赴江阴、狼山、吴淞和崇明等地视察，择险设守，指挥部队修筑炮台。
8月23日，清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然留在陕甘总督任上。
四十二岁的宁乡人黄万鹏奉命率部镇压甘肃河州的闵殿臣起义军。他是湘军宿将，所部是刘锦棠建立的旌善五旗中的骑兵。
到了秋天，张曜率部西进，驻扎新疆哈密，大兴水利，开垦二万亩荒地，每年获得几千石粮食，供应部队。
哈密的土质容易渗水，开垦和耕种，需要使用土工、石工和毛毡包裹工，是别处所没有的。张曜亲自率领所部经营缔构，十分勤勉。
关外的各路清军，全部隶属于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金顺率部出关，驻扎在巴里坤，与景廉关系不和。清廷向左宗棠垂询此事。左宗棠上奏说，景廉为人方正，很有学问，足以为僚属做出榜样，但是过于拘执古板。金顺宽和服善，很得人心，平时显得庸庸碌碌，但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这是他亲眼所见的。既然金顺处在前敌位置，就应该让他负责军事。
古丈人杨占鳌因伤病交发，以奉养亲老为由，辞官卸任回乡。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万两银子，要他回乡架桥修路。他回乡后广置田产，成为古丈首富。为了向清廷交差，他在三道河草草修了一座铁索桥，取名“三道河桥”。
刘岳昭抵达京城，得到清廷的慰劳，获赐寿礼。
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廷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十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子四十万两。
12月20日，日军全部撤出台湾。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湖南提督宋庆于11月2日改任四川提督，云南提督马如龙改任湖南提督。
为了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探测通向中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杨昌濬经手核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民众对杨昌濬大为不满。但是，左宗棠对杨昌濬的清正为官，始终深信不疑。他没有想到杨昌濬会官官相护，妨碍司法公正。所以，他一直为杨昌濬叫屈，并且认为这是浙江和京城里有些人妒忌杨昌濬，故意跟他过不去，因为在此案发生之前，就有不少高官对杨昌濬进行过攻击。左宗棠曾安慰他：“阁下伟量宏才，朝论翕然，断非蚍蜉所能撼。”这一次，左宗棠依然力挺他渡过难关。
左宗棠知道，杨昌濬的去留，关系到陕甘军饷的有无，因此，他当然希望杨昌濬一方能够胜利，才不至于丢失浙江巡抚这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他不但不怀疑杨昌濬，还不断地给他打气。
左宗棠远在陕甘，并不了解此案的细节，凭什么对杨昌濬深信不疑呢？原因有五条。
首先，杨昌濬早就无意于仕途高进，不是官迷，不会去干用鲜血去染红顶子的事。
第二，杨昌濬在浙江为官，颇有建树，而且为楚军筹饷，不遗余力。因此而得罪浙江的一些官绅，在所难免。
第三，在此案审理期间，杨昌濬曾打算离开浙江，到甘肃协助左宗棠，似乎饱受了委屈。
第四，杨乃武一案，是报纸炒作出影响的。左宗棠非常讨厌当时由外国人出钱让中国人办的报纸，即所谓的“新闻纸”。这些报纸替外国人说话，混淆中国人的视听，令左宗棠大为反感。所以他主观认定，报纸抹杀了公论，为奸人喊冤，而对朝廷听信报纸传闻，他大惑不解，甚至气愤地说：杨昌濬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浙江？偏偏浙江人就不服他的教诲，这都是因为他“性气宽和，人无所忌”。他感叹世风日下，竟然会有人“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杨昌濬在此案审理期间，又做了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令左宗棠感动不已。
杨昌濬知道左宗棠在陕甘艰苦卓绝，正要进军新疆，收复国土，把自己积攒的养廉薪俸，共计二万两银子，捐献给左宗棠的部队。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时，收到这笔款子，抵达肃州时，才向杨昌濬表示感谢。他知道杨昌濬已经承受不住杨乃武一案的舆论压力，打算辞官回家，便在信中非常体贴地对他说：我虽然不敢辞谢你的馈赠，但担心你为官在外，长期没有顾及家里，恐怕将来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到你回家时，我一定会把这笔款子寄还给你。
这件事，让左宗棠再一次看到，杨昌濬做官不为私利。这样一个官员，怎么会贪赃枉法呢？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1875年，光绪元年（1）
378
同治皇帝于1月12日驾崩，享年十九岁。三岁多的光绪皇帝于1月13日登基。
1月20日大寒，曾国藩下葬湖南善化县坪塘伏龙山。
英国人马嘉理和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事先没有通知中国的地方官，于2月中旬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
曼允山寨的景颇族居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马嘉理于2月21日向居民开枪，激起民愤，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
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进入云南。英国公使也把矛头指向了岑毓英。清廷催促刘岳昭返回任上，处理此事。刘岳昭有意逃避，被御史李廷箫弹劾，说他拿奉旨觐见做挡箭牌，故意延搁。清廷将刘岳昭革职。
清廷任命五十七岁的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为云贵总督，任命四十七岁的安徽庐江人潘鼎新为云南巡抚。
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打算依靠左宗棠收复新疆，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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