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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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　简介


黎东方（19071998）是河南正阳人，原名智廉，祖籍河南，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附“最荣誉记名”（为20世纪该校获得此项殊荣之第一人）。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早年在清华大学专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名师马第埃教授。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历史教授。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并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并在课余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公开卖票讲史，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堪萨斯州大学、伊斯诺伊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

1963年在迈地森城威斯康星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圣迭戈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其重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史著《中国史之研究》（后改名为《我们的根》），《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史前中国》、《细说抗战》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安详地长眠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郊外的墓园。他的治丧委员会由120人组成，均为一代名流，陈立夫为名誉主任，顾毓琇、卜少夫、陈香梅、刘绍唐等人为名誉副主任和名誉委员。

　
黎东方《细说民国》内容简介
书名：细说民国创立
ISBN：720802466
作者：黎东方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19。5
页数：346
出版日期：1997121

简介：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

目录：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原初版《自序》
原《再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　老百姓怕官
二　官怕洋人
三　洋人怕老百姓
四　民国的国父
五　兴中会
六　孙中山的家世与早年
七　乙未广州之役
八　横滨分会
九　伦敦蒙难
一○　宫崎寅藏（一）
一一　康梁（一）
一二　宫崎寅藏（二）
一三　庚子惠州之役
一四　史坚如
一五　再接再厉
一六　大明天顺国
一七　革命潮
一八　《革命军》
一九　《苏报》案
二○　思想战（一）
二一　康梁（二）
二二　思想战（二）
二三　秀才从军
二四　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二五　冯自由
二六　黄兴
二七　华兴会
二八　科学补习所
二九　同盟会
三○　《民报》
三一　吴樾
三二　陈天华
三三　丙午萍醴浏之役
三四　日知会
三五　丁未黄冈之役
三六　丁未七女湖之役
三七　丁未防城之役
三八　丁未镇南关之役
三九　徐锡麟
四○　秋瑾
四一　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四二　戊申河口之役
四三　熊成基
四四　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四五　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四六　刺摄政王
四七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四八　四川保路风潮
四九　武昌起义（一）
五○　湖北军队同盟会
五一　群治学社
五二　振武学社
五三　文学社
五四　同盟会中部总会
五五　共进会
五六　武昌起义（二）
五七　光复汉阳汉口
五八　中华民国军政府
五九　鄂军都督府
六○　汉口之战
六一　汉阳之战
六二　武昌之守
六三　停战
六四　黄陂之战
六五　外府州县之光复
六六　各省光复
六七　民国成立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