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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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和王宠惠、戢翼晕、秦力山等人发刊《国民日日报》。壬

寅年（1902年），他和秦力山与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和叶澜、秦毓鎏、周宏业、张继、程家柽等人组织“青年会”。参加的有汪荣宝、蒋方震（百里）、金邦平、苏子榖（曼殊）等数十人。这个青年会并不是基督教的青年会，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一种半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时候，孙中山住在东京，冯自由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请示一切。

在“青年会”的策动之下，留日学生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有了“拒俄义勇队”的组织，以抗议俄国之一再不肯从东北撤兵，据东北为已有。这个“拒俄义勇队”产生于神田锦辉馆的一次留日学生大会，到会的在五百人以上，签名为队员的人也不少，公举蓝天蔚为队长，钮永建与汤槱（尔和）为回国请愿代表，向袁世凯请求编入他的部队，出关抗俄。结果，这两人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而且义勇队本身也被日本政府解散。

队员之中的激烈分子，以叶澜、秦毓鎏、董鸿袆、程家柽等为首，不甘心他们的义勇队被解散，另行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三种方法，分头进行：一、鼓吹；二、起义；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对于吸收会员，绝对严格，行动也完全秘密：“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会员的人数不多，而组织始终存在，活动从未中断，一直维持到乙巳年（1905年）六月底，同盟会成立之时，全体同志参加了同盟会。

被“军国民教育会”推派回国，到各省去从事“运动”的，叫做“运动员”（亦称“实行员”）。黄兴与陈天华便是被派往湖南的两位“运动员”。　

　




　


《细说民国创立》二六、黄兴
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的父亲筱村，是有名的秀才。他自己幼年除了读古书以外，学了乌家拳，颇有一手功夫；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山长梁鼎芬器重，其后，暗中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未被当局发觉。当局而且在辛丑年（1901年）派他到日本“考察学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深造，一面在弘文学院与速成师范读书，一面自己请了日本军官，到他的寓所教他军事学术。每天早上，他去到“神药坂术会”，练习骑马和打靶。不久，他和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人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文字。

他在癸卯年（1903年）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于五月间被推派回湖南，当“运动员”。经过武昌，他先在两湖书院作了一次讲演，痛斥清廷腐败，张之洞下令查办，梁鼎芬出示驱逐出境，然而他仍旧逗留了八天，散发了《革命军》与《猛

回头》四千多部。到了长沙，他在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修业学堂等处教书。张继被他邀来长沙，在明德学堂担任教员。其后，秦毓鎏、刘揆一与杨守仁也先后到达，共谋大举。　

　




　


《细说民国创立》二七、华兴会
他们在癸卯年冬天，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为“林公馆”，亦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会所吸收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以外，他们又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以会党（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黄兴自为该会的“大将”，任命刘揆一为“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益为“少将”。这个同仇会，由于有既成的会党为基础，会员的人数极多。

次年，甲辰年（1904年），黄兴等人决定在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的诞辰起义。计划是：事先在万寿宫埋好炸药，在长沙的文武官员拜寿之时一齐把他们炸死，随即在长沙、岳州、衡州（衡阳）、宝庆、常德五处同时采取武装行动。

陈天华在八九月之间赶了来参加。黄兴的一位两湖书院的同学曹亚伯。也从武昌来寄身于长沙圣公会，帮他的忙。曹亚伯是湖北兴国州人，此时已经于本年五月在武昌与刘敬庵（静庵）、宋教仁等人设了一个革命团体，叫做“科学补习所”。他来到长沙，在事实上成为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之间的联络人，以便科学补习所也于长沙得手之时在武昌起义。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仍旧留在武昌，内定于十月初十起义之时担任常德一路的军事负责人。

黄兴与刘揆一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同志柳大任与彭恂也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另外卫由龙璋、扬守仁通力合作，向各方面借钱捐钱，一共凑集了五万元以上，作为购械、养兵等等起义的费用。

不幸，在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有两位会党同志（何少卿与郭鹤卿）因事机不密而在湘潭被捕，全盘的起义计划成为泡影。黄兴在长沙被张继、曹亚伯、龙璋，与教会的牧师黄吉亭救护出险，由黄吉亭陪同乘船到汉口江面，换船东下。临别之时，黄吉亭请他在安全到达上海以后，打一个电报来长沙，以“兴”字为暗号。从此以后，黄兴这才把他的原名，“轸”，改为“兴”字，作为纪念。

刘揆一等人，也先后脱了虎口，马福益在乙巳年（1905年）三月由广西回湖南，企图再举，在湘乡被巡抚端方捉住，就义。黄兴到了上海，和刘揆一、陈天华、张继、杨守仁继续努力，也准备回湖南再举，而且设了机关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刘的寓所。这机关又不幸因安徽志士万福华于十月十三日行刺前任巡抚王之春于一品香，而连带地被破。万福华生平醉心革命而并未参加革命组织，因好友吴春阳的介绍而认识了黄、刘等人，自动向刘光汉借了张继的手枪去刺王之春，临时忘却拨动“停机纽”，扳不动枪机，被捕。章行严到捕房去看他，在出来的时候被密探跟踪，因此而泄漏了机关的地址。两天以后，黄兴、陈天华、张继，与十几位其他的同志都在余庆里被巡捕抓了去。刘揆一刚好外出，不曾遭殃。

龙璋这时候已由湖南来到江苏，官居泰兴县知事。他为了这件事，亲来上海，把黄兴等人都从巡捕房保了出来。（巡捕房不知道黄兴便是清廷所通缉的黄轸。）万福华被判了十年徒刑，于民国成立以后出狱。

黄兴去日本住了四个多月，在乙巳年春天回国，到汉阳取出若干械弹，和刘揆一乘民船运往湘西。他们航行到沅陵，械弹被厘金卡子的兵搜出。黄兴与刘揆一开枪打死一个兵，脱险，脱险不久，听到马福益被捕牺牲；又接到东京朋友的信，说孙中山不久便从欧洲东来，而且传了话，希望到时候能和他（黄兴）见面。

黄兴便在五月间先到日本，等候孙中山。等侯到六月中间，孙中山到达横滨，黄兴便偕同程家柽、张继、宫崎寅藏先去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要联络华兴会的会员，共同努力。他十分赞成。

宋教仁这时候也在日本。办了一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是华兴会的会员，也是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所员。　

　




　


《细说民国创立》二八、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主干，是受过吴禄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出国以前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吴禄贞在甲辰年（1904年）春天被清廷调往北京，担任骑兵监督。他在武昌的寓所，也不再是变相的革命机关。革命青年之一的李步青（廉方）不久又被端方“驱逐出境”。于是李在花园山孙家花园的寓所，也不能供他们集会聚谈。他们就在多宝寺街租了一所房子，挂起“科学补习所”的招牌，同时一本正经地自己组织成一个革命团体，于五月初正式成立，公举吕大森为领袖，称为科学补习所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干事，康建唐为庶务干事。

所务的发展很快。黄兴在六月间由日回湘途中，经过武昌，也到了所里讲演一次，和大家约好：他在湘南发难，大家在湖北响应。七月间，所址迁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时积极筹备十月初十的军事行动：由吕大森与康建唐负责联络施南县方面的会党，何季达联络荆门、宜昌一带的会党，刘敬庵策动马队，张难先策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曹亚伯到长沙与黄兴就地联络。除此以外，他们而且也秘密印好了三十万“军用票”纸币，准备在起事以后供应湖北、湖南两省的开销。

黄兴的追随者在九月中旬被捕于湘潭之时，宋教仁刚好包了木船到长沙，领取械弹运往常德（因为他已被指定为常德一路的负责人）。曹亚伯把消息告诉他，帮他筹了一些钱，脱险。他随后就经由武昌，到了日本。

科学补习所于九月二十日被查封，全所的人员先期逃避一空，只捉去房东一人。房东供出：来租房子的是一个学生，姓欧阳，名瑞骅。张之洞大事化小，把房东放了，开除欧阳瑞骅与宋教仁两人在文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

科学补习所的两个同志胡瑛与王汉，在这一年十一月图谋行刺户部侍郎铁良于汉口大智门车站，未成，追到河南彰德，王汉开了一枪，未中，事后跳井自杀，胡瑛逃往日本。

刘敬庵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在武昌圣公会担任“日知会”的司理。“日知会”原为圣公会所设的一个公共阅览室，每天来看书报的人很多，刘敬庵乘此机会又向这些人宣传革命。科学补习所的旧友，到“日知会”来看他的，也不少。这样，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筹备，新的革命团体又在丙午年（1906年）正月成立了起来，对外自称为“日知会”。那已经是同盟会成立了以后的事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九、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日期，严格说来，是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这一天以前，有过一次“筹备会”，举行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地点是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日本黑龙会会所；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五点钟左右。

出席于筹备会的，据宋教仁的《我之历史》，有七十余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说是有五十余人；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说是有六十余人。宋教仁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我之历史》是逐日记载的日记。冯自由的两种不同说法，均为事后几十年的追忆，不免模糊。

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

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

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